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雪冬
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主任,“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治理评论》杂志副主编
纵观40年来中国国家治理的变革过程，可以说是以重建对制度的信任开启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相应的主题。概括而言，激活主体活力，打造社会和谐，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三个阶段性的突出主题。在制度化过程中，也形成了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个人的主体互动格局，执政党作为组织化的行为者努力嵌入到各主体之中，以掌控制度化的重点和节奏，而决策者又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张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近年来，基层治理效果不佳的问题日益凸显，具体表现为：基层社会情绪日益政治化；网络批评倾向于归因政治；个体事件容易发展为群体事件；法律事件容易发展为针对公共组织的事件。比如我在浙江丽水地区的调研中，听到不少基层干部抱怨，工作压力“正在加大”，群众越来越“难以管理”，干部说话“没有威信”。为什么曾经坚固而深入的社会治理体系陷入困境？
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闹缠”现象之所以产生，确实是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还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措施来回应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处理方法不少仍停留在旧有思维中。
胡波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近期，伴随整体关系的下行，中美两军关系也出现剧烈震荡。美军大幅加强在南海和台海周边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并拟于11月在南海及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武力展示。此前的5月23日，美国国防部以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为由取消了对中方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邀请。9月20日，美国借口中方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负责人实施制裁。中美是否已经陷入一种愈演愈烈的军事竞争？两军关系将会走向什么样的前景？
赵建
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
只有理解金融去杠杆的演进阶段，以及监管层的心路历程，才能更好的看透未来的政策走向。当前已经由被动型稳杠杆，转为结构性加杠杆。目的是修复加速衰退的金融周期，手段是在资产收益率相对较高的民企经济加杠杆。但让民企加杠杆，不如重构银行生产函数和国家资产有效前沿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挥
2018年去杠杆等国内偏紧政策是拖累经济增长放缓主因，而2019年最大的下行压力可能来自于美国加征关税和贸易战相关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加征关税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可能是通过不确定性和全球供应链的逐步转变影响企业投资和就业。全球供应链上对美国出口相关的部分生产活动可能离开中国、而部分针对中国市场的新产能可能转移至中国。这些长期影响很难准确量化，但是我们预计未来几年的GDP潜在增速将面临下行压力。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
近两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反映在几个方面比较突出，一是民营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二是制造业的日子不好过；三是融资环境日益艰难；四是债务风险趋于爆发。当前经济形势之下，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已有很大变化。在“过冬”时，企业策略上应该注重防守，方式上转向多进行合作，伙伴多选择国企，政治上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
余智
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即将于11月底举行的G20峰会上的中美领导人会晤，能否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问题，备受国际社会瞩目。中国在对美贸易谈判中应该调整退与守的选择，在以补贴为核心的经贸政策方面应大胆退让，而在美方的强买强卖要求上则应守住、不退让或少退让。 这不仅有利于化解中美贸易摩擦核心争端，也有利于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并真正维护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李成
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
戴安娜·梁
助理研究员,布鲁金斯研究所
在这个发生深刻变革的时刻，需要牢记的是没有什么事情——尤其是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尽管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在美国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和争论。拆解这场围绕中国的辩论对理解危险日渐增多的美中关系至关重要，而且有可能缓和政策再评估的最终结论及其采用的框架。为防止关系螺旋式失控，灵活的管理是必须的。主办高层对话等活动将继续有助于管理美中关系。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张昆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未来十年事关“两个一百年”目标的第一阶段，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把握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做到趋利避害。尽管战后的制度设计仍在提供着巨大的稳定性，但是未来十年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表明，世界的不确定性将持续提升。十九大报告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战略选择，它不仅具有极其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也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确定性力量。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国既要保持战略定力，预为之谋；同时，更要避免战略冒进，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受挫。
孙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组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丹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中国当前面临的经贸规则形势已经呈现出一种比较严峻的态势。当前与中国相关的贸易争端持续不断，究其原因，除了有他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的负面影响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中国尚未能适应并实施更高标准的经贸规则，这给予了他国攻击的口实。中国亟需尽快适应高标准高水平经贸规则，避免被排斥在贸易集团之外。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由于人口迁移滞后，新进城镇人口面临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上的歧视，宅基地体制使农民不能顺利从农村和农业退出等，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中发生了错配，农业中“淤积”的劳动力过多。计算可知，2017年人口迁移和劳动力要素不能正常流动和配置造成的GDP损失为55569亿元，为当年GDP的6.37%。而人口流动和迁移，可以增加人力资本，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缩小劳动力因地区和领域封闭留滞而形成的居民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形成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力。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大型技术公司Big Tech涉足金融领域，一方面与其在平台、技术、客户和数据方面的优势有关，另外也因为受到的监管比较宽松有关。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大技术公司可与金融机构形成比较好的互补关系。在支付、资产管理等领域，大技术公司可能与金融机构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并可能因为监管标准的不统一而享有不平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对大技术公司金融业务监管应实时介入，以避免相关风险从小到不值得关注演变到大而不能忽视，甚至大而不能倒。
裴敏欣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仍处在初期阶段。尽管双方战略界人士都认为两国正走向冲突，但幸运的是，迄今为止美国和中国避免了导致双方长期关系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性冲突。而且，虽然美国政治领导人都认为强硬战略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但他们还没有为执行这一战略制定出具体政策，或设定一个最终目标。更重要的是，即使那些主张与中国对抗的人也存在分歧。两国恐怕再也无法恢复建设性的接触，但它们也许能避免一场破坏性冷战。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熊柴
白学松
1978-2017年中国城镇住宅存量从不到14亿平增至267亿平，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8.1平方米增至32.8平方米，城镇住房套均面积从约45平方米增至89平方米，城镇住房套数从约3100万套增至3.03亿套，套户比从0.8增至1.03。如不含学生及其宿舍，2017年中国城镇人均建筑面积为34.4平方米，套户比为1.07。从国际看，当前美国、日本分别为1.15、1.16，德国为1.02，英国为1.03，而中国城镇住房套户比尚低于1.1，并不存在总量过剩问题。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既要着眼于根本，也要从经济和体制转型入手，回应当前迫切的政策诉求。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目标，稳定市场预期。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目标，尽快制定出台高质量增长指标体系，弱化经济增长指标的约束。严格区分不同责任，理顺各类主体和平台的激励约束机制。区分投资、经济和政治责任，根据不同主体平台特点，设计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划分财政和金融职能，设计不同类别的投融资机制，推动金融的开放竞争。做好过渡性制度安排，科学制定和实施政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