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危机十年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下行风险增加的外部环境中显现出成色之别。作为其中重要的国家，印度、巴西、南非三国既是“金砖五国”的成员，又位居“脆弱五国”之列，充分展现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多面特性。2019年新兴市场的“色差”将表现在货币风险、债务负担、增长潜力三个方面。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科创板的制度设计，需要借鉴当前我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完善的市场制度建设不能仅仅依赖注册发行这一个环节，而应该在发行、交易、信息披露、退市等各个方面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捋顺科创板和现有板块间的关系，根据企业生命周期，建立主板、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相互之间的转板机制，推动资本市场各板块良性竞争，错位发展。
陆磊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任何一次重大的理论变迁往往是因为危机导致。这个逻辑非常直白：如果理论是完备的，如果措施依据理论制定，为什么还会发生灾难？1987年危机以后对金融理论再思考是如此，十年前的危机更是如此。我试图给大家带来三个方面的讨论，我们在思考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如果要思考（做），什么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重点？
吴志攀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院教授
各级政府机关和公共预算事业单位的预算制度设计，不应该没有相应的调整落实，而依然是老样子，满足于执行预算到位，而缺乏鼓励节约的措施，这是不符合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在预算管理制度设计中，应出台新的鼓励节约政策，尽快制定新的规定：机关单位和国有事业单位今年同去年相比，节约的运行费用，如电费和水费及供暖费等，可以留归政府各级机关和公有预算事业单位的账上，来年继续使用，不作为预算经费余额划归国库统一调配。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万众瞩目的习特会究竟能达成何种结果仍有待观察。从目前情况看，通过一次峰会达成一揽子协议并彻底化解前嫌和解如初，或许是一个目前难以企及的良好愿望。然而通过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框架性文件，阶段性缓冲美国政策转变带来的过于紧绷的双边关系，通过阐述与增强现实与潜在合作因素减缓调整期中美关系震荡冲击，并对G20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目标产生利好影响，则是世人普遍期盼的可能成果。
石碧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
未来需要进一步缩小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并充分重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差距；提高空间开发水平，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多元化，提高资源和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另外，还要持续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推进脱贫攻坚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区域政策的重心还是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朱剑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
虽然中美两国在近海的军舰航行自由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考虑到中国对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日益融入和坚定支持，中国势必需要发展一定程度的远洋能力，才能进行“远海护卫”，确保战略通道开放并维护海外利益。 只是如此一来，中国军舰同样可能遭遇航行自由问题。所以，在近海的军舰航行自由问题上，中美两国并非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意味着在近海的海洋空间开放问题上，中国既要考虑如何避免来自海上的威胁，同时也要注意随海外利益拓展而来的远程投送需要。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是具有鲜明政策色彩的金融形态和金融活动，大多可以归入政策性金融的概念中。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们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应该和商业性金融体系一起，放在现代化的战略层面上，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统工程。金融领域的双轨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无法消除的。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社会道德处于解体之中。道德必须重建。要重建道德，首先必须理解导致道德解体的根源。当社会处于愤怒氛围的时候，人们就很难理性地看待问题，也很难理性地选择道德重建的途径。对道德的衰落不能冷漠，道德的重建也需要激情。不过，激情很容易导致人们对道德衰落或者重建的意识形态化的诊断。要找到有效的重建方式，就必须对道德衰落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分析。
曲德林
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日本早于中国3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然而中国老龄化的进程有快于日本的态势。日本在养老社保体系和服务体系构筑上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来讲是宝贵的和可以借鉴的。因此日本应对老龄化的顶层制度设计和政策取向、具体措施和经验教训，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丹•斯坦伯克
Difference Group创始人
特朗普政府整体上的做法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美国领导力和参与WTO事务，以及国会在美国贸易政策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在民主党的有效反对缺位的情况下，特朗普总统持续不断为单方面退出WTO所做的努力——即使符合美国的法律——将摧毁美国的对外贸易，削弱WTO，为导致二战后WTO创建的可怕乱局打开方便之门。
何哲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方向包括网络社会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与制造业服务化等
人工智能将有可能形成三种专制形态，人工智能辅助下的人类专制，人工智能依赖下的人类蜕化和人工智能自身对人类的专制。对于前两者，依然是人类内部和自身的问题。而对于第三种形态，人类需要从现在构建基本的人工智能安全体系并制约人工智能向不受控制的方向演化，这需要从不愿、不想、不必、不能四个层面努力，在人工智能的动机、规则、权利和安全体系上进行规范。
彭文生
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需要反思宏观政策思维与框架，尤其是财政、货币、与金融的关系。中国金融周期下半场调整已经开始，去年以来影子银行业务逐渐规范，M2和社融增速显著放缓，债务违约增加，去杠杆取得明显成效。在这个过程中，金融风险有所释放，同时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不同部门和经济活动主体所受到的影响也有差异，包括民企受挤压的问题。要平衡好去杠杆、稳增长、调结构的关系，理想的宏观金融环境应该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财政政策服务宏观经济总体平衡的功能是关键，松货币主要是支持宽财政。
陈清泰
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
当前在转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时候，在竞争领域国有资本，要转向聚焦投资收益，不再因非经济因素谋求对产业企业的控制。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摘掉企业头上的所有制标签，改变对企业按所有制成分进行分类、统计和区别对待的做法。转向按法定企业制度将企业分为公司企业、合伙企业、独资企业和按企业法注册的国有企业。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近期“消费降级”的说法颇为流行。如果说整个经济在逐渐走缓，未来几年消费走缓并不奇怪。但是只要坚持改革和结构调整，未来经济发展仍然有前途，还会恢复。所以，消费走缓也不必过于惊慌。他表示，我们过去已经造成了一个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状况，现在要恢复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经济增长反而可以更快。让老百姓敢花钱，经济才能增长。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和教学方向为: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亚洲和非洲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分析
现有的全球制度或者全球组织是全球治理的化身，但问题是，这些制度或者组织本身却缺少改革或者现代化。WTO的改革或者WTO现代化是明显的必要的。这些机构的存续无疑要通过改革或者现代化。几乎没有成员说WTO不要改革。但是，实际上，对待WTO改革的真实态度则是千差万别的。有的抵制改革，有的不想改革，有的想着排除异己，有的事不关己，有的在另起炉灶。WTO的困境反映了深刻的全球治理悖论。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