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夏凡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竞争中性是经合组织倡导并推动各成员国政府消除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当优势而提出的原则，核心理念是“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公平竞争，政府秉持中立态度、保证政策中性”。竞争中性是经合组织倡导并推动各成员国政府消除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当优势而提出的原则，核心理念是“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公平竞争，政府秉持中立态度、保证政策中性”。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下滑与投资不足，货币政策近来已明显转为宽松，但却未能带动宽信用的出现。虽然资金利率下行，市场流动性得到缓解，但贷款需求仍然不足，信贷数据疲软，资金在银行间淤积，未能流向实体经济。防范中国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根本在于采用市场化的化解手段，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出困局，即拥抱熊彼特提倡的“破坏性创造”。而过度通过行政手段，“屡试不爽”之后，结构性顽疾仍然存在，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
唐任伍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
马宁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洋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进行8次政府机构改革。对效率、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构成政府机构改革的元动力。这些元动力驱动下的改革路径无论是新公共管理式的还是参与式治理，都强调“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多方参与，然而多方参与的治理模式会面临失灵，为克服这种失灵，需要加强政府主导协调功能。政府机构改革应结合“元治理”的理念，以“治理的治理”审视政府机构“改革的改革”，充分运用“战略管理”、“法治与监督”、“信任和价值观”这三个“元治理”工具，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顺应经济与社会发展。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法学的使命不是赞赏科技发展带来辉煌的成就，而是要审视科技可能带来非理性的后果，以及如何通过法治降低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与非理性，如何通过宪法控制科技对人类文明、尊严与未来的威胁。在当代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科技发展具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面前，我们要更加珍惜人类文明的价值，更加重视宪法功能和宪法价值，更加强化宪法的价值共识——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价值，让宪法真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有价值共识的最高法、高级法。
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南海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2018年度G20峰会几天后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国际社会的目光再度聚焦G20峰会期间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美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和经济体启动了大幅提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正在不断发作。本届G20峰会能否让全球经济从贸易保护主义中挣脱出来，世界将拭目以待。
蒋余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通过借鉴和学习新兴国际经贸规则，结合顶层设计和地方实验取得的成绩，我们可以研究制订重要的改革举措实施规划，以中国的城市对标国际一流产业发展制度环境，持续推进贸易服务、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公共管理等诸多领域的规则改革，全力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政治哲学不属于经验研究和应用理论，而是一种规范理论。它也关注现实政治的根本问题，但它主要不是关于现实政治的应用性知识，而是关于现实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以及未来政治生活的导向性知识，即主要关注政治价值，关注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规范和评估标准。换言之，它主要回答政治“应当怎样”的问题。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金融重要的发展动力来自于金融创新，来自于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多样化的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金融组织形态。金融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系列金融制度业态和多种金融工具与处在不同周期的企业相协调，这是金融的责任。金融要通过制度创新去孵化这些企业。衰退期的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基金让其并入其它企业，完成转型。这些都要靠金融创新来完成，金融创新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特别重要的机制。
田成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立法工作，必须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忽略了问题需求，既是浪费立法资源，也不可能立出高质量、有操作性的法。以问题为导向，是开展立法工作的首要前提，也是检验立法工作是否有特色，法规是否有质量的重要基础。不能为立法而立法，更不能让所立之法沦为花瓶、摆设。必须从问题入手，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立什么法，必须针对问题立法，针对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精细化”立法。
蔡继明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国内经验都表明，无论是从减少耕地占用、节约集约使用土地来看，还是从控制污染能力来看，抑或是从就业和经济效率来看，大城市都比小城市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而我国目前的特大超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特大超大城市不是太大了而是不够大，城市群的规模也不是大了，而是不够大。所以，当务之急是以大城市为依托，加快2.85亿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不能试图把小城镇、特别是特色小城镇和特色小镇建设作为城市化的主导模式，尤其是不能作为特大超大城市发展的替代战略。
盛柳刚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香港亚太研究所贸易与发展研究计划主任
全世界都在即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G20峰会上的中美首脑会面，这次会面将关系到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贸易冲突的走势，而且对两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乐观情况下，虽然无法指望双方的分歧在一次会面中全部解决，但两国会达成一些原则性条款，而且会有实质性的举措来缓解目前双方的紧张局势。但悲观情况下如果双方最终无法达成一致，则中美爆发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则大大增加。
张锋
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美国印太战略实质化，对华“攻势”加强。10月，副总统彭斯发表特朗普政府的首个对华政策演讲。彭斯吹响与华对抗的号角，并将此与寻求与美国志同道合的地区盟友的印太战略作对比。但将印太战略推向纵深的，是彭斯在11月巴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演讲，以及美国与此同时推出的具体政策。
袁志刚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运用》,该著作获1997年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农业和轻工业的产业特征相对简单，对制度的要求也较低，企业家只要遵循“消费者是上帝”的原则就可以了。在全球产业链背景下，出口产品的生产标准和规则由国际制定，产业特征也相对简单。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了以本国房地产、重化工和金融等服务业为主的阶段，对制度的要求就陡然提高，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变得复杂，既得利益阶层迅速形成，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要获得制度红利比过去更加困难。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十八大以后，中国发动了大规模和持续的反腐败运动，整治党政官员的腐败与“乱作为”现象，在短短几年里取得巨大的成就。不仅如此，反腐败早已经成为中共党建的最重要议程。十八大以来确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反腐败与预防腐败，最重要的就是十九大正式成立的监察委，成为平行于执行机构的独立机构。不过，在整治腐败和“乱作为”之后，现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不作为”。
刘立杰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业务管理部主管,北京市某中级人民法院原法官
昨天，“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出生”的消息，一经发布即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争议的原因，并不是这项操作技术的突破性，而是因为它在人类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为 “人类物种”打开了一个面临巨大进化和道德风险的疯狂世界入口。法律对于医务人员的行为既要保持相当的警惕，鞭策其恪尽职守；同时，法律也要保持一定的谦抑性，以利于医务人员进行必要的医疗探索，增进大众的福利。
肖立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袁野
太平洋证券宏观分析师
目前对于减税的预期市场基本已达成共识，但具体减税多少，怎么减？是不是只有增值税可以减？这些疑问亟待厘清。首先今年的减税规模如何？已经有“超1.3万亿”减税费措施，为什么没感觉到明显的减税效应？其次，在不提高财政赤字的前提下，减收意味着减支。若在不减支的情况下减收，就要知道是否有超收收入？进而合理的措施是将超收收入进行调减。减税应是一系列减税措施的配套实施。第四，明年合理的减税规模预期应为多少？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