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友明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所所长、清华大学CCWE“金砖国家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
金砖五国与西方七国的关系不是对抗冲突，而是合作共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属这个世界，它们并非要“两军对垒”，而是要同舟共济。尤其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之际，两者应聚焦合作，合力解围，争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而非以邻为壑，自筑围墙。西方七国应照顾金砖五国的关切和诉求，在“让步”中求共赢，在“包容”中见担当。
李力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数额巨大，且大范围的出现资不抵债的问题。与平台公司债务相关的连带问题包括，第一，平台公司发行的债务往往刚性兑付，刚性兑付就是不遵循市场规则，由政府兜底。这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第二，影子银行很大的原因就是来自平台公司的债务。第三，平台公司虽然从事部分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主要的功能是为政府融资，很多时候平台公司为了融资注册了不少的子公司，并没有实际经营活动的子公司，这些企业从广义角度来说也可以被视为僵尸企业，因此也与僵尸企业问题相关。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短期来看，CPI指数上涨的原因主要来自猪肉价格的提高所导致的相关食品价格上涨，剔除食品类物价，其他核心物价基本持平。实际上，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类需求）的增加是导致生活费用支出上升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消费结构变化是影响居民生活成本的主要因素。
孙文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自2014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后，我国城市地区执行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力度的户籍改革。在户籍制度改革取得如此大进展的情况下，下一步户籍应该在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相关改革。第一是城市间由于户籍导致的人力资源扭曲还有待进一步改善，特别是在大城市地区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推进。第二是农村资产市场化亟待推进。第三是流动人口在城市市民化和社会融合问题。
应星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教授
中国农村四十年的成功改革经验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首先是要做到“上下结合”，即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尊重农民自主创造性的结合；其次是要做到“环顾左右”，即不单纯着眼于农村改革本身，而是要将城乡关系、农村经济改革与配套的政治经济改革放在一起综合考虑；最后是要做到“瞻前顾后”，即充分尊重中国乡村的历史，着眼于中国乡村未来可持续发展部署改革目标和进程。中国农村的改革成就，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塑，已经充分展示出一条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
盛松成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
近期，在全球央行宽松的背景下，各界对中国政策走向报以极大关注，尤其是在通胀的间歇性因素扰动下，货币、财政政策应该何去何从？其实，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海外大有不同，中国目前不面临通缩压力，且仍有财政空间，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仍是第一考量，而货币政策则起到辅助性作用。近期，猪肉价格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抑制，但核核心通胀、PPI仍呈下行趋势，因此货币政策不应该放水，但仍有结构调整的必要。比起降准，降低MLF（中期借贷便利）或LPR（贷款报价利率）利率更有助降低实体融资成本。
张炜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2015年，美国军用舰机开始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附近海域实施巡航行动。四年过去了，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成为常态，中美军事关系持续恶化。“NEW COLD WAR”抑或“热战”会否打响？二战以来的世界格局会否崩盘？中美“海上航行自由”引发的对峙僵局如何打破？举世瞩目。
姚鹏
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城市治理研究
叶振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设计了区域协调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对2012—2015年区域协调发展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从二级指标来看，区域发展差距和社会协调发展水平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上升的主要力量，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也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但相比之下，区域一体化水平与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趋势。
余永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按照全球标准，中国的GDP增长也许仍然是强劲的，但2019年第三季度6%的年化增长是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事实上，自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同比增速超过12%，此后中国的GDP增速一直在持续放缓。这种下降趋势的危险要大过许多观察人士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阻止GDP增长的下降，尤其是防止出现滚雪球效应，否则日后恢复增长将愈发困难。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在总量守衡中此消彼长的合力结构。战略设计可以凭学理在纸上任意纵横，而对国家资源支撑力度的认识则需要“居家过日子”的经验。能够把握目标和资源间的合理匹配关系以及扩张战果和国家消化能力之间的合理匹配关系，是国家战略能力及其理论研究成熟的表现。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全球化之后，世界迎来了一波强劲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经济民族主义导致很多主权国家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全球化会消失，但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的确意味着国家间竞争或者国际竞争模式的变化，即从国际层面的竞争转向内部的体制竞争，以及通过重塑内部体制来重新强化其外部影响力。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十九大提出，在今后的30年左右的时间段里，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2050年要建成现代化强国。这个推进过程中，财政是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发挥功能的。这种现代财政制度，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在具体的财政管理、财政工作的操作层面，实际对接的就是我们现在必须探讨的绩效管理。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无论是对国企也好，民企也好，外企也好，都应遵守竞争中性的原则，这也是市场经济的精髓。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民营经济。当我们背离了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就会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各类经济主体是平等的，他们在法律和政策面前是完全平等的，这就是所谓的政策中性或者竞争中性。他们平等地享有配置资源的权利，这样才能够为人民谋幸福。
张涛
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
“除了猪肉之外，中国没有通胀之忧”我认为是很糟糕的误识，而像宁夏这类与全国物价背离的地区，一旦通胀预期起来，他们的情况会更糟，因为这类地区居民的实际购买力预期远不及全国，相应他们的恩格尔系数一定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持续上涨的猪肉价格的示范效应以及消费替代拉动效应一定会蔓延，至于说蔓延的程度，则取决于当局对通胀预期的管控，因而千万别因误信“拿掉猪肉以后都是通缩”的武断，而让事态失控。
李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国营商环境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有些指标排名还比较靠后。比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缩到120个工作日以内，京沪两地平均办理建筑许可全流程耗时缩至111天，但这在世界上还只是中等水平。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贸易和投资摩擦加剧，国际经贸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积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