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历史上村级治理主要解决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和满足农民最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维持的需要，村干部主要功能也就兼具国家代理人与农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在当前资源下乡的背景下面，中国基层出现了普遍的村级治理行政化现象。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必然后果是村庄公共性的消失，资源下乡的低效甚至无效。离开对农民群众的动员，仅仅强调为农民群众服务，不组织农民，仅仅帮助农民，结果可能造成村级治理的失败。
王军
中国政法大学公司法与投资保护研究所
互联网平台经济近年来出现了爆发式的发展。通过移动互联网、大数据、GPS定位等信息技术，互联网平台的商业、组织和用工模式无不冲击着传统的产业结构、行业分工、企业组织形态以及原有的行业监管。同时，平台自身也受到来自原有法律规范、监管规章和相关观念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平台的用工模式，也即平台与其工作人员的法律关系，已成为极重要的方面，也是备受争议的问题。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张斌
汤林闽
分析结果显示，若单从资产方看，中国政府整体的资产规模十分巨大，结构也比较合理，对于抵御债务风险比较有利。若单从负债方看，中国政府负债的规模也较大，若与GDP比较则已经超过60%的警戒线，蕴含的风险较大。整体上，政府负债的结构以或有和隐性负债为主，这一方面降低了债务风险的大小，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债务风险的不确定性。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张斌
汤林闽
中国政府总资产规模十分巨大，基本维持百万亿元水平，2013年—2017年更是维持在110万亿元以上；整体结构以财力性资产为主，服务性资产为辅，至2017年，二者占比大致七三开。也就是说，中国规模巨大的政府资产中，主要体现经济利益的资产占了多数，主要体现服务潜能的资产则较少。这样的资产结构给予了中国政府较多可能用于抵御债务风险的资源。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郭智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一些政客希望在经济、科技领域构筑起新的“铁幕”，把中国与世界（主流）隔绝开来以达到封锁中国、遏制中国的目的。但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和科技体系，拥有积极有为的政府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只要应对得当，在“经济大变局”中必然会成为大的“赢家”。这就是中国应对复杂局面的底气。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中国能否考出好成绩，拿到“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票，关键在于能否避开自我孤立的陷阱，避免出现为博弈对手提供“神助攻”的现象。
李海舰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传统思维认为，做好了就有利润；现代思维认为，做对了才有利润。这里，升级是“做好”的概念，即“正确地做事情”，是“下位解”；而转型则是“做对”的概念，即“做正确的事情”，是“上位解”。现在看来，做正确的事情远比正确地做事情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做对高于做好。在新时代，做好了不见得有利润，例如柯达、富士胶卷做得很好，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因为没有做对，所以一个倒闭一个衰落。因此，正确的思维是，首先做对，然后做好。
浦山基金会课题组
中国应在以下方面推动国内改革：第一，首先应该认识到，竞争中性与产业政策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两者可以找到交集。这种情况就是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产业政策。第二，中国应尽快在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启动“竞争中性”改革。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有现成方案可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之后中央于2015 年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完全符合这一改革方向。第三，加快经济干预方式从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转型。第四，在金融市场贯彻“竞争中性”原则，消除隐性补贴。第五，规范产业补贴政策，明确授予标准，提高透明度。
宋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应该更加开放、深入，因此，最直接的方式是进行双边FTA谈判以及投资协定谈判。这样的谈判，不仅能够照顾到双方的关切，而且还能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当然，中美联手共同推进WTO改革，重塑多边贸易体制，或者推进亚太地区的巨型区域安排，比如扩版后的TPP或者CPTPP，甚至APFTA等，不仅会化解中美经贸关系纠纷，更会对于区域和世界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郑羽
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如果说战略是指问题的全局性和中长期性，那么可以认为，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变化导致了其战略新面貌的出现。遗憾的是，这种“新”是以两国关系全面恶化和对峙为特征。美国政府在此轮美中战略博弈中着眼于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国家利益之争、世界领导权之争等多维战略考量，因此不会太多顾及经贸损失。为了实施强制性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脱钩，特别是着眼于技术封锁，下一届美国政府很可能单独建立类似于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比“瓦森纳安排”更严格的制度性机制。
魏尚进
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
数字技术提供了诸多可能的手段，来缩小机会的差距，进而缩小不平等。但是，只有政府确保每个人都可以享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才能促进经济的包容性。政府应该考虑对明显缩小机会差距的数字计划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制定者还应当确保正确的法律被制定，并得到执行，以保持数字空间的开放竞争，同时让人们负担得起。
刘佳骏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伴随着我国近40年的高速发展，产业园区实现了规模和质量上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的重要载体、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的有力措施以及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强大动力。经历了40年的发展，我国产业园区建设取得了诸多成就和成功经验，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园区转型升级成为必然趋势，尤其是在新工业革命与新技术加速应用的背景下，未来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事业中，必然追求超常规发展战略的有效设计和实施，本文结合全局，对于如何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掌握好金融和金融创新对于力求高质量的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持作用提出基本看法：一是制度创新是金融创新发展的龙头；二是应重视金融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的结合；三是应重视政策性融资对乡村振兴的支持。
肖愈欣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两点特殊之处：一是主导自由主义秩序的国家承担着在全球传播自由民主政体的任务；二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依靠主宰国的霸权来维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存在，由于需要倚仗主宰国的霸权，是难以持续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着内外危机，而这些危机来源于其种种内生性缺陷。
赵晨野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均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为2.41亿，相当于每6个人就有1个流动人口。这一庞大的人群被认为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却面临着“人口在流动，权利不扎根”的问题。近年来，该群体在流动规模、流动方向、流动结构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受户籍制度的制约，其应享有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诸多公共服务依然在“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衔接不畅。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刘星辰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我国居民的富裕程度大幅提升，从1992年到2018年，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自1000元增至5万元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7元增至39251元，年均增速12.1%；人均消费性支出从1672元增至26112元，年均增速11.2%。总体数据看着很辉煌，但区域之间、城市之间的差异其实在不断扩大。本文甄选32个主要城市为样本，考察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富裕指数。
夏磊
恒大研究院副院长、房地产行业首席研究员
房地产税最佳出台时机是经济稳定发展、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时期。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未能给房地产税出台提供最佳环境。房地产税具有高度地方性，与地方居民利益密切相关。中央统一立法虽然必要，但各地方住房需求、住房发展阶段等具体情况都不一样，不宜统一税制“一刀切”。留给地方政府充足的自主空间，兼顾地方特点，才能保证房地产税满足地方多样化需求，稳妥实施。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