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薛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
很多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其实是工业化过程，在工业化进程中城镇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人们在工业生产集中的地方安家落户，就是城镇化的过程。但是，在我国过去4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个过程被切断了，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农民工的机制，导致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实现相应的城镇化。现在需要在这二者之间需要建立有机的联系，需要构建城镇化中的工业发展机制。
刘立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从各地中期评估的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大多难以完成，稳投资的难度非常大。需要通过体制的、政策的途径，稳定投资预期，增强投资活力，增加有效投资，控制投资风险。要注意的是，实施急功近利的行政扩张政策，只会造成风险的转移，甚至积累更大程度的风险。因此，不应无原则放宽项目投融资的商业准入原则和标准，对市场内生性供给结构产生干扰和影响，而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特别是中央财政的扩张推动经济走出低谷。
韩和元
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郭杰群
麻省理工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院长
当前国际贸易的争端来源于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的本身机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提出，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以及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也造成了冲突。当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政治不稳定被叠加时，贸易冲突就会发生，并随着均势不稳定性的变化而改变。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郑阳阳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罗建利
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
农户之所以不愿流转土地，是因为土地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和精神保障功能。农户作为“经济人”，随着非农就业收入的增加，把农业生产的不同环节外包，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农户作为“社会人”，其决策不仅仅是基于经济考虑，亲情、休憩等也是其决策的重要因素，而亲情和休憩等能够给农户带来幸福感。从动态视角看，土地的增收和保障功能将逐渐被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公共服务所替代，土地流转甚至退出会越来越多。
龚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美国对其的看法经历了三个重大转变:一是从美国官方不重视、美国舆论较少讨论到官方和智库系统性研究和讨论"一带一路";二是从美国不看好"一带一路"的前景到全面警惕其发展;三是从缺乏应对措施到出台和落实系统性的"印太战略"。美国对自身和对中国认知的变化、"一带一路"的快速进展等多重因素促成了这一系列变化。展望未来,围绕"一带一路" 中美还将开展长期和复杂的磨合和博弈,这对双方及中美关系均将产生重大而长远的影响。
熊万胜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方垚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乡村治理体系化的目标是要形成“党建引领”和“三治融合”的结构统一体，要将治理体系之“体”在乡村社会的最深处牢固地建立起来，以引领庞杂的乡村社会生活之“系”。这是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治理模式，并将指向一种新型的乡村社会团结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体系化是乡村治理的一个新方向，它必须要面对新时代的新问题。
陈军亚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
龚丽兰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生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关键在于构建一种吸纳各种发展要素并有利于所有发展要素的共生机制。通过发展要素的共同参与，实现要素之间不可分离、彼此互利和共同成长。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广育村的实践表明，建立发展共享、责任共负、风险共担的共生机制，是实践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与共同发展的有效路径。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炮制的围堵战略，受到多项因素的制约。中西间的冷战并不现实。中国不同于前苏联，既不想孤立自己，也无意于建立集团或联盟。开放政策是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中国和西方都想参与对方的发展，双方也已在中国20年的开放政策下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只要中国的发展依然保持活力，能让西方从中获益，西方就不会孤立和围堵中国。
余潇枫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佳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博士研究生
从中国核安全维护的国内举措和国际合作可知中国在核安全监管方面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核安全记录良好，在世界各个核开发国家中处在前列。然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核安全维护的现实中，中国仍面临着核工业发展迅速与核安全从业人员不足、国际市场与国际技术合作有限、民众核安全文化与核安全观水平较低和核废弃物处置技术不足的难题、挑战乃至暂时性的困境。
王启梁
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治的社会基础问题根本上是如何建设法治的问题，包含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法律和制度是否建立在国家自身的基础上，对本土社会实际、情势具有适应性。这关系到法治发展的方向以及基本路径，法治发展能否实现内生性和自主性。二是无论是基于发现、整合或建构，社会中需要有足够的非正式制度等本土资源，能够促成社会局部和微观领域秩序的形成，以支持法治的推进和法律的实施，或者弥补法律体系本身的不足和缝隙。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层面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日益密切，但两者内在特性､取向和功能之间的矛盾性也在现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日益凸显。经济全球化给当今世界的财富增长和福利改进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但也给财富分配不公平和收入不平等加剧提供了土壤。面对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的分配不公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亟待发挥国际市场的良性功能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有效参与，在优化资源配置“做大蛋糕”的同时更要注重合理“分配蛋糕”。
盛军
招商银行总行风险主管
科创板作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基础设施，对于中国当前的转型过程意义重大，关乎整个资本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的成败，关乎高质量发展的质量和实施效果，因此，必须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持续提高对全球最顶级原创科技成果的吸引力和发现能力，增强对“伪科技”的鉴别力和免疫力，不断完善已上市企业公司质量的净化和退市机制，才能不负众望，引领中国经济成功走向行稳致远的彼岸。
王立元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调研员
杨李娟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科长
彭振江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副处长
柯超
中国人民银行九江中心支行科员
测算我国住房总量以及我国住房需求总量的研究，是房地产市场的基础性问题。我们判断，经过二十多年市场化发展，总量上，长期存在的住房供需矛盾已经缓和，“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房改目标已经达成，住房供给总量满足居民需求。未来5年内我国住房供给将继续大于需求，房地产市场将进入调整期。
李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伟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市域覆盖城乡中国的多种社区形态，具有相对完备的立法、行政、司法权限，具有统筹基层社会治理、破除九龙治水困局的政府能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与切入点。深入贯彻落实这一重要部署，须更好实现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调节、智治支撑五方面作用的联动。
夏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合作金融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社员即客户”的治理机制，使合作金融组织对农村客户需求更加了解，更加贴近客户，更易向中低级收入农户渗透，因此对于我国发展农村小微金融尤其是普惠金融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风云变幻的2019年已近收官，2020年即将来临。清醒地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找出经济运行中的难点，积极、前瞻和务实地谋划2020年宏观经济政策与目标，对于非常国际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受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的共同影响，2019年经济下行速度有所加快。2020年，如果贸易摩擦趋于阶段性缓解，而逆周期政策调节力度有所加大，经济增速虽有可能小幅下降，但仍有望保持6%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