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传开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当前的人口流动特征、农民城镇化意愿和国家政策是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的现实基础；而农民城镇化积极性不高、中小城市吸引力薄弱、农民集中居住问题突出等则是地方在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未来，可重点从增强农民进城定居能力、关注返乡农民工群体、提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引力、适度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培育建设特色小镇等方面加快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在“三元悖论”的框架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而对资本流动实施较为严格的管制；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实现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自主。以资本账户开放为代表的金融全球化基本上是按照收入水平由高到低扩散的，始于美国，而后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扩散。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央行推动的数字货币体系，其本质仍然是主权信用货币体系，希望将数字货币这一新的货币形态纳入其现有的框架之中。但数字货币的出现也给当今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新的变革，带来各种不确定因素，需要更好地规范和监管，从而避免对金融市场、对经济和社会形成冲击。
范娟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
“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虽在美军围剿下自爆身亡，但其组织成员仍有残存，支撑它的极端主义思想还在蔓延。“基地”恐怖组织依然在全球多地作乱，在索马里、也门等地猖獗活动；其他本土恐怖组织也时不时兴风作浪。恐怖主义威胁的形势之所以如此严峻，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意识形态分歧、宗教矛盾、教派冲突、地缘政治及大国博弈等多种因素。国际反恐斗争任重而道远。
赵建
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很多领域也走到了世界前列，但是人均收入和大部分主流先进技术依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层面，离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还有不少的距离。现代社会具备的法治、民生、信仰、公共生活、社会保障、冲突调和机制等，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些直接决定了社会风险对经济风险的隔离能力，决定了内在的结构对外在冲击的弹性和张力。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这个背景下知识领域的多元化也势在必行，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必然需要理论的多元化。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也是随着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经验增加而变得更加丰厚。中国作为历史文明古国和崛起大国的实践，在理论创新方面可以说是最有潜力的国家之一，处理好强调特殊性和开发普遍性的关系，以及积极推动地区一体化来激励地区话语体系建设，值得深入探讨。
苏浩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不久前，智利政府宣布放弃主办原定于11月中旬在智利首都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去年的峰会也因特定国家的节外生枝，没能如往年一样地发表联合声明。但是，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启动，环太平洋经济间已经形成一种深度相互依存的荣辱与共状态。虽然通往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路途不会平坦，但APEC成员体仍应该朝着这个大方向、大目标坚定地迈进。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目前数字货币的演进，不论是Libra还是我国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发展思路，都以互联网共识为核心，摈弃了诸如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致命缺陷，借由国家主权货币健康地发展。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一种新的建立在全球数字货币广泛发展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可能出现？如果这样的前景是可期待的，那么目前全球经济运行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又是否有可能被破解？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经济两次成为热点话题。一是上世纪90年代，由于国家调整发展战略、推行对外开放以及自身市场化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东北经济运行面临严重困难。二是2012年以来，由于发展阶段改变，重化工业“黄金十年”过去，东北经济再次陷入困境。讨论各方见仁见智，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对“东北经济塌陷”的理解。即便如此，在振兴东北这个话题上，目前仍缺乏明确、具有包容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行动路线图。
刘晓春
上海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
中国的中小银行数量庞大，其中主要以城商行、农商行以及农村信用社为主。由于这些银行所处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不同，自身的发展历史和经营特点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中小银行风险的处置，需要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再谈风险的化解，才是有的放矢。对于个别出现重大风险的银行，需要采取纾困措施，以防风险蔓延。
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路晓蒙
当前中国家庭债务收入比增长迅速，引发广泛关注。经研究，采用口径不一的统计指标进行国际比较可能会误判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综合多部门数据对住户调查可支配收入进行核算，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被低估约1.3万元。与OECD国家相比，采用同口径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居民收入进行核算，发现中国家庭债务收入比、中国家庭债务占GDP之比均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家庭债务风险整体可控。从负债结构来看，目前中国家庭债务主要集中在住房领域，尤其是多套房。在住房存量过剩的情况下，增加市场下行风险。
达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建交四十年之后，中美关系正经过一个历史的峡谷。学界有责任超越表面的纷扰，去思考一些中美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包括：中美关系可能超越国内体制和战略差异吗？如何表达过去40年中美彼此的战略？中美关系是否仍然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假设是否已经失效？中国过去对美战略的前提假设还成立吗？“百年未有之变局”和中美变局的关系如何？中美“脱钩”有合理性吗？战略竞争是描述未来美国对华战略恰当的词汇吗？中国未来的对美战略是什么？
季自力
王文华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算法创新、算力提升、数据挖掘等方面的快速进步，区块链技术将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数据、网络、激励、应用等各个层面为军事智能化注入新的活力，带来军事领域的技术革新。当前，美国和北约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均在积极尝试推动区块链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如果把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按人均GDP大小进行排序的话，那么，按2018年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标准，国内有62个城市（占比18.4%）对应3.87亿人口步入“高收入经济体”。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较大，按世界银行标准，至少头部区域可以超过全球高收入标准线。但是，要想让国内所有城市全部超越，那就很难了从未来看，持续低下的生育率，使得中国的人口在全球占比还会不断下降，而中国在人口占比下降的同时，要让GDP的占比不断上升，才能提高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排名。那么，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全要素生产率。。
李润平
中国农业银行三农政策与业务创新部课题组
欧美发达国家美国、德国和东亚发达国家日本、韩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乡村建设经验，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以提供有益启示。这些国家在乡村建设上取得成功的共同点是，强化政府顶层设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乡村规划引导、推动城乡融合和工农结合、培育多层次市场主体，以及乡村发展战略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我国应借鉴其经验，构建合理城乡产业布局、发挥政策保障激励作用、释放农村土地资产功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乡村振兴带头人、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完世伟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创新与乡村产业振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创新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驱动力量，而乡村产业振兴对创新提出潜在要求，内生地推进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创新，进而形成循环累积效应，推动产业振兴。当前创新驱动乡村产业振兴仍旧存在科技创新引领发展能力不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衔接不充分，以及创新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体制不完善、载体不突出、政策不到位等问题，需要突出技术创新、产业化创新、制度创新、载体创新、政策创新，以创新驱动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