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缉慈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农业集群需要组成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即构建农业生产者、原材料供应商、加工商、出口商、品牌商和零售商之间的纵向关系，农业合作社或企业联盟等生产者之间的横向关系，以及农业生产者与地方政府、研究机构、大学和非政府的生产服务组织之间的关系。 农业集群的形成反映了农业区域专业化和生产规模化，伴随着农业生产组织变革、农业技术进步、新农人投身农业、新农村建设等农业社会的深刻变革。政府顺势而为，大力提倡并在全国范围推动农业集群的培育，具有很大的战略意义。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从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困境来看，很难想象2022年中国将如何实施“稳中求进”的积极财政政策。更要指出的是，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加大力度，客观上对地方财政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预计2021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达1万亿元，2022年国内还要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帮扶。这种政策思路固然有其道理，但大规模减税降费对财政的“伤害”，也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境。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的背景下，如果中央政府不加大债务扩张，明年的财政政策如何保持更加积极，这是一个颇为艰巨的挑战！
嘉宾：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主持人：范思立
中国经济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短期下行风险和中长期的瓶颈制约。从外部环境看，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封锁持续加码，疫情反复已使得许多国家意识到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开始进行本地化、多元化布局。从国内来看，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不足，叠加疫情防控期的延长，消费需求的恢复增长有不确定性，市场主体活力下降，企业经营困难。跨周期调节政策要考虑的不只是短期经济波动，更要着眼于中长期，向市场化改革和开放要红利。过去1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有周期性、外部性因素，但更关键的还是制度性、结构性因素。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李世豪
在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中，党统一领导下的“纪监互融”成为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改革的典范性政治创举，昭示着在政治决断与宪法规范的二元张力下中国宪制的走向。“纪监互融”的基本点是在党的领导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在价值追求、组织结构、职能安排、人员配置的互融状态中实现最佳治理功能。“纪监互融”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融合的最终归宿不是“纪监合一”。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宪法框架下，纪检监察机关应秉持“功能优化”的原则，在形成党和国家监督合力的同时，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杨盼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金融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业的调整首先需要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次，通过进一步的金融业开放，金融业需要助力我国实现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目标；最后，金融的发展和开放也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金融业的调整可以考虑以下思路：一方面，应进一步促进金融开放。另一方面，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要注重提质增效。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陈达飞
东方证券博士后工作站主管、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由于人口“大逆转”是不可逆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仅要求中国继续吸收世界前沿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从引进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两套不同的路径所要求的创新系统是不一样的，自主创新对于市场机制的要求更加完善，这其中就包括资本市场制度。此外，增加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完善专利制度，反垄断以保障市场竞争秩序等政策都是题中之意。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从几十年前的一个贫穷国，到人均GDP10000美元，再迈向人均GDP40000美元的发展目标，中国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许多失败的教训需要避免，还有很多未来的挑战需要去克服。在迈向人均GDP40000美元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经常反思的是：中国过去做对了什么？现在应该做什么？未来还要做什么？这里既有关乎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问题，又有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治理问题。
白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苑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现阶段，我国农民文化、健康及信息素养均有不同程度提高，经济维度现代化进展明显，政治参与情况趋于改善，社会参与呈现个体差异，人居环境改善明显，现代生活方式意识不断提升。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我国农民全面发展既有来自体制机制的阻碍，又有来自乡村建设和农民自身层面的阻碍。建议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为着眼点，以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抓手，着重从破除体制机制瓶颈、推进村庄建设与强化农民主观意识三个方面推进我国农民全面发展。
刘思伟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高旭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硕士
2017年，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重启后，四国对其安全合作议程进行重置和更新，新增并拓宽安全合作领域，推进构建诸多新议程单元的合作子网络，如积极构筑在情报安全、海上安全、反恐安全、生物安全、技术安全、互联网空间安全等方向上的合作网络，并探求不同层次的合作框架。总体看，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正朝着一个“有限开放的多元立体式网络”方向加速发展演化，且美国在这一合作网络中“中心性”最高、主导性明显，该合作网络依然呈现“中心—边缘”结构特征。
朱鹤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员
王沈南
北京工商大学国际经管学院讲师
何帆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长期债务的积累成为影响居民部门偿债压力的主因，住房贷款的快速积累使居民偿债压力逐渐增大。对此，未来应重点从供需两个方面着手改善债务结构：资金需求方面，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同时，可适度降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缓解流量压力；资金供给方面，应该实行差别化的信贷政策，提高非首套住房和非改善性住房首付比例。同时，还要对贷款人的偿还能力、贷款用途和还款方式进行更严格的审核。
Ausra Park
锡耶纳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Gerda Jakstaite-Confortola
立陶宛维托塔斯·马格努斯大学研究员
编译：张潇文
弱小的国家也在利用社会流动和社会创造战略，从而对重要的国际问题施加影响，这使得像立陶宛这样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得到注意，被其他国家承认其贡献，并成为一个“塑造者”，而不是一个“接受者”。立陶宛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内政的参与，以及它在欧盟内部对EaP国家的政治话语的重塑，使它能够创造一个新的标准，通过这个标准，它可以被积极地评价。同时，立陶宛与那些新兴的、后共产主义的、弱小的欧盟成员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导者。
吕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出了“欧洲选择”，将“融入欧洲”作为国家的发展方向。虽然俄罗斯对“回归欧洲”充满渴望，也付出了努力，但在事关俄罗斯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欧盟并没有与俄罗斯相向而行，俄罗斯也未能实现“融入欧洲”的目标。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终止了俄罗斯“回归欧洲”之路。俄罗斯认为，欧盟应承担俄欧关系恶化的主要责任，欧盟在东扩过程中无视俄罗斯利益、双方关系中置俄罗斯于不平等地位、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人为制造分界线、排挤孤立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制造政治动荡等等，都是导致俄欧关系发展不畅的重要因素。
汤吉军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因心理账户、默认规则和认知偏差等非理性行为系统性偏离经济人模型，从而对当代经济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综合研究表明，行为失灵与市场失灵、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等经济理论形成的互补认识，摆脱了自由市场和政府主导的简单两分法，更全面认识到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助推作用，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只手”有机结合奠定新的微观基础，也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视野，为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丁爽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及北亚首席经济师
在日益充满挑战的人口结构趋势和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加速脱碳进程和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中国政府日程的重中之重。政府或将继续引导资源脱离过度投资行业（如房地产）重新分配，重点支持科技自主创新领域发展；鼓励加大新能源领域投资，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打击市场垄断行为，推动社会阶层正常流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除非失业率大幅上升或出现系统性风险需要进行逆周期调节，预计政府不太会出台大力度刺激政策以期拉动经济增长超出潜在水平。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过去三个月，土耳其里拉兑美元下跌接近50%。里拉崩溃严重影响了消费者价格，导致土耳其通胀飙涨。更麻烦的是，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土耳其的外债比例很高。除了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造成的外部影响之外，土耳其陷入货币崩盘与经济危机，与埃尔多安近年奉行的“强人经济学”有重大关系。在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持续冲击中，土耳其可能成为一个因内外问题和政策因素而陷入货币崩盘与经济危机的独特国家。如果土耳其的经济危机继续深化，将对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张德礼
平安证券
张璐
平安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未来如何更好平衡经济增长和绿色转型？可以从《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这两份碳达峰碳中和的顶层设计文件中寻找答案。两份顶层设计文件明确了2025年和2030年的量化考核目标，包括单位GDP能耗考核、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太阳能和风电的装机量。总的来说，中国完成2025年和2030年的碳减排考核难度不大。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