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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沈伟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耀辉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欧盟法中心研究助理

拜登执政之后,不仅没有致力于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全面运行,而且积极推进所谓的“民主同盟”和“价值观同盟”。美国的表现并不能笼统地概括成“逆全球化”,而更宜理解为边缘化现有多边主义机制,转向积极推进多个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依照自身意志重塑全球规则体系,再造对美国有利的全球化,形成一种全新的“小多边主义”安排。拜登政府执政并没有办法改变包括 WTO 机制低效笨拙等在内的多边主义的内在缺陷,以小多边策略实现遏制中国的首要战略目的仍是重要的政策选项。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总体来看,美国政府已经对印太经济框架有了比较系统的想法,并将开始实质性推进;美国国会的研究机构已经在对印太经济框架问题进行研究。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估计,印太经济框架的多边谈判、框架建立,很可能在2022年取得比较显著的进展,美国国会在这一领域的立法研究和准备,可能也会取得相应的进展。总之,美国推动的比较系统的印太经济框架正在逐步成形之中。对其进展以及未来可能的影响,中国需要保持动态追踪和深入的研究,并逐步得出应对的方案。

郭朝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产业组织研究室主任

苗雨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工业软件已经被公认为“工业制造的大脑和神经”,是数字经济时代工业领域的“皇冠”。作为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产业门类,然而,核心工业软件领域却始终是中国产业发展的软肋。目前,中国核心工业软件产业发展落后发达国家约20年,80%工业软件被外企垄断。工业软件已经在中美贸易战中被美方用作断供、“卡脖子”的具体手段。大力发展工业软件,推动核心工业软件自主可控,是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是保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的根本所在。

任正委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任远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前,流动人口的迁移轨迹呈现出在流入地定居、返回流出地、迁往新的流入地等三种类型的分化态势。 “进城”与“返乡”共同构成农村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过程,在我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中应该发挥“迁移效应”与“回流效应”两种作用。流动人口回流迁移后,部分仍然会再次外出和继续流动,构成循环迁移或者再迁移现象。返乡后再次外出的目的地并不一定是曾经的流动居住地,而可能是一个新的流入地。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韧性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已经运用到很多方面。比如,社会韧性、经济韧性、金融韧性、产业链与供应链韧性、城市韧性等。但就一个国家而言,最根本的安全保障是制度韧性。增强制度韧性,关键在两条:一是开放,二是包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开放包容增强制度韧性,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积累存量财富、增强经济实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是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各类风险挑战的基本方略,是实现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的行动指南。

孙国峰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展望2022年,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但内部面临下行压力,外部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际上,新冠肺炎疫情阴影依然笼罩,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快速传播,不排除未来还有其他变种毒株出现,影响全球复苏进程。从国内来看,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短期仍然存在,中小微企业和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行业经营较为困难。通胀预期稳定,但也要关注全球通胀变化对我国的影响。综合来看,国内外形势对货币政策前瞻性、稳定性、针对性、有效性、自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王格玮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研究员

赵耀辉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日本2020年的生育率为1.36,韩国仅为0.84。几个汉族为主的地区,生育率也都比较低,中国澳门为1.24,中国台湾为1.18,中国香港的生育率在2020年降到0.87,创下了历史最低水平。“七普”报告显示,中国大陆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1.26,与上述国家或者地区相比,尚处于较高水平。如果这些国家(地区)的低生育水平表明东亚文化有抑制生育的因素,那么我国人口生育的前景可能十分不乐观。因此,判断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或生育支持政策是否可以奏效,需要对影响生育的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

罗艳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科研部助理研究员

美国军用无人机在反恐战争中首次被投入实战应用;在“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美国军用无人机在亚太地区实现部署,在复杂环境下的侦察与监视功能得到开发。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大国竞争”取代“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关切,美国军用无人机的部署和出口都表现出满足对华战略竞争需求的态势。出于备战“高端常规战争”的需要,美国军用无人机将向智能化、小型化和低成本的方向发展。军用无人机具有政策工具属性,国家对威胁的认知和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的变化,对军事技术和武器系统的发展方向带来重要影响。

廖群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我们对当前中美两国如何推动合作性“再挂钩”提出八条建议:1)建立与政治分离的双边经贸“再挂钩”体系,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2)实质性地减磅脱钩措施,走出结束贸易与科技战的第一步;3)开展抗疫合作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4)加大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力度;4)重启双边投资协议(BIT)谈判,发掘在新兴产业和金融行业的双向投资新领域; 6)探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7)抓紧寻求在全球经贸体制改革紧迫议题上的共识;8)赋予地方政府与民间在两国经贸交流方面的更大自主权。

朱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近些年,中国在数字治理体系建设上不断创新,主动应用数字技术发展治理科技、提升数字监管能力,以数字化的公正监管维护中国数字经济的生态环境逐步走向更加开放、健康、安全。2022 年,围绕着平台经济反垄断、区域数据资产管理、双碳目标监管、区域经济风险监控等领域,中国的监管科技将取得更大进步。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地方数字治理能力在今年将百花齐放,涌现一批有利于数字经济突破发展的地方数字治理典型,并进而推动全国各地数字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葛天任

建设全生命周期的社区治理与服务体系,其核心内涵是指在中国社区治理单元基础上构建起覆盖每一位社区居民的全生命周期的治理与服务体系,即提供适老、适幼,安全、健康,适用全体人群的以生命健康发展为核心目标的公共产品与社区服务。在新时代背景下,建设全生命周期社区治理与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其核心理念是“人民至上”,其总体建设原则是公平、可及、系统、连续,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背景下更应该注重精准治理和合作治理。

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第二个百年期间中国大战略的两个关键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实现民族复兴的角度看,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竞争问题,充分认识到国际竞争的客观性、必然性、长期性甚至是激烈性,对普遍存在的国际竞争可能带来的战略风险保持高度警惕。而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我们则应超越竞争,避免囿于竞争、就竞争谈竞争,陷入有关竞争的话语陷阱。我们应该构思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竞争叙事,从而实现“国之大者”和“天下情怀”的有机统一,实现凝聚内部共识和对外引领塑造的有机统一。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整整20年前,我写过一篇英文文章,我在其中推断说:“与其说中美关系的现状是一场新冷战,不如说是一种"热和平"——中美关系互动的强度以激烈的言语指责对方为标志,但也以不断升温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为标志。”在2021年的相对平静之后,中美关系这种“热和平”的趋势很可能在2022年及以后的年代中形成一种范式。这种范式可能在许多领域持续发展。“新冷战”固然不可取,但“热和平”模式如果固化,也同样不符合中国、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最大利益。

施东辉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教授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近年来的大量研究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即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在金融体系过度扩张越过某一临界水平后,反而会因金融风险上升和对实体经济的资源挤出效应而成为增长的一个拖累,甚至会成为经济运行的“毒素”。而从传统银行业向市场导向银行业的转变,以及伴随而来的批发性市场融资的兴起,助长了以不透明、流动性脆弱和风险集中为特征的银行系统,对实体经济构成了比传统市场导向体系中“急躁的资本”更大的危险。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历史经验显示,就全球而言,只有在存在自主创新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对于追赶型经济体,则可通过扩大开放引进创新的方式“走捷径”,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但没有国家能够通过模仿式创新实现真正的和持续的赶超,因为一旦自主创新国禁止核心技术专利授权,追赶国就可能面临生产中断的风险。所谓的“后发优势”,本质就是与技术前沿的距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只有充分认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才能够在21世纪和更长的时间里真正做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结合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播特点(如低载量病毒)、住院率、病死率等动态变化,国内需要加强跟踪和研究,基于科学态度来研究未来是否适时调整防控政策和防控目标,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趋于正常。如果疫情缓解但国内严控政策没有变,那么,过严的防控政策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正常化的限制。中国在政策调整上可以考虑分步走:可以在冬奥会与全国“两会”后,放松一个防控等级;在今天秋天二十大之后,再放松一个等级。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加强新冠治疗药的研究,另一方面密切观察疫情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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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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