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Zack Cooper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mily Young Carr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助理
美国的亚洲（尤其是中国）战略有四个流派——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遏制共产主义、建设性合作和可控的竞争。这四个流派是由对两个问题的态度决定的。首先，美国的政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侧重于让中国融入国际秩序，还是减轻中国崛起的影响？其次，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寻求与中国达成一个特定的最终状态，还是仅仅专注于实现一个稳定的状态？尽管拜登政府的亚洲战略倾向于可控的竞争流派，但美国的政策很可能包含这四种理论各方面内容，这将使美国很难采取任何明确和持续的战略。除非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突破或破裂，否则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注定会陷入混乱，难以达成战略共识。
Matias Spektor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FGV）国际关系教授
在全球范围内，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从巴西到土耳其，从尼日利亚到南非，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寻求避免与大国进行代价高昂的纠缠：我们试图保留所有的选择机会，以获得最大的灵活性。南方国家之所以采取“对冲”（hedge）策略，是因为我们认为未来全球的权力分配尚不确定，现在的各种承诺只怕都难以兑现。发展中国家能够用于影响全球政治的资源有限，为应对各类适应不可预测的情况，我们希望采取更灵活的外交策略。
李元琨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博士后研究员
高和瑜
熊若霖
数据库指标说明，美国对华政治态度在2016年后持续下降，但是在2022年有所回升；美国对华政治态度存在分化，共和党议员对华政治态度的恶化主导了美国对华态度变差；通过测度美国对其他八国的态度发现，美国近年加强了对盟友的友好关系并缓和了其他敌对国家的紧张关系；主题分析发现，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基础科学、医疗等领域仍然有合作空间，但是对于文化、技术等领域也要注意美国对华的政策打压。美国近年来正在寻求修复盟友和传统敌对国的关系，这与美国对华政治态度的急剧下降形成鲜明对比。
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
近些年基层治理研究堪称繁荣昌盛，但往深处看，则难掩“空心化”状态。如果把学界比作村庄，借用农民的话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基层治理研究如同一个“空心村”，外围堂皇而中心衰破。基层治理是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故称“多元共治”，但从角色功能来说，多种治理主体之间并非等量齐观，政权在治理体系中居于主导位置，是无可比拟的治理主体之最“大”者。政权研究是治理研究的重心所在。离开政权看治理，如同隔岸观火；解决治理困境不首先着眼于政权，如同隔山打牛。
徐崇利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晚近，美国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贸易收益分配状况的迭变，带来其贸易政策及法律策略发生重大转变。因对这两个层面利益迭变回应的不同，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当下拜登执政，美国分别推行的是“新自由主义”、“攻击性保护主义”和“再入嵌自由主义”贸易政策，以及相应的“规则升级”、“规则修正”和“规则重构”法律策略。虽然这三届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不同的贸易政策及法律策略，但其实施对中国都具有最大的指向性。无疑，厘清晚近美国贸易政策及法律策略转变的样态和机理，是进一步探讨中国应对之道的前提。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近来，在3月份国内CPI和PPI同比下降的情况下，一些市场人士提出了中国经济面临“通缩”的风险。在从疫情中恢复带来的恢复性增长之后，国内经济不仅面临不断积累增量的问题，也仍然面临妥善解决存量的结构性问题。在提振需求的同时，如果不能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有效化解存量，安邦智库多次警告的通缩阴影也就挥之不去，而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
陶士贵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债务货币和制裁货币的三种身份，这三者构成了一个无法同时存在的“不可能三角”。首先，美元同时作为主权货币和国际货币，本身存在问题：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就必须保持贸易逆差，但长期逆差又会损害美元信用；国内、国际对货币的需求难以平衡，注定美元这一主权货币承担国际货币职能的不稳定。其次，美国国内产业严重空心化，其债务本币计价的机制非常方便国内风险对外转嫁。在没有商品提供信用的基础上，这种风险转嫁进一步影响了美元的国际信用。最后，由于控制了国际结算体系和定价机制，美元成为美国的一种制裁手段，制裁使用的不受限制，进一步削弱了美元信用。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徐进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尽管全球南方在经济体量与政治上逐渐形成强大地缘政治影响力，但仍需看到全球南方与中国战略关系构建的现实复杂性：一方面，中国从未抛弃第三世界，南方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地缘政治的基底性的战略资源，其已积累出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能动性；但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的崛起发生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始终与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深度互嵌，且全球南方内部利益诉求分化，出现新的结构性关系。因此，中国不能一厢情愿地以中国中心主义的角度来思考南方国家，否则极易造成基于想象的政治盲动，也极易因误判而透支中国地缘政治的基底。
王晨星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3月3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批准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新版《构想》是俄在对国际局势和自身安全环境做出重新评估基础上出台的，明确了俄外交政策的国家利益、战略目标、优先方向等。值得指出的是，“多极世界”是新版《构想》的核心内容，被数次提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推动构建多极世界一直是俄对外政策核心理念，确立和巩固俄作为多极中的独立“一极”地位则是俄对外政策的实践目标。《构想》还提出，俄将继续奉行睦邻政策，深化与欧亚地区国家关系，加强与亚太地区、伊斯兰世界、非洲、拉丁美洲等方向的合作。
贺之杲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欧盟区域观的一体两翼是区域一体化和区域间合作的双重逻辑，基于“欧洲中心主义”与其他区域打交道。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加速欧盟区域观的变化，并带来构建区域秩序的路径和方式的调整，具体体现为欧盟区域观在区域一体化逻辑和区域间合作逻辑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工具手段之间的此消彼长。在欧亚区域，欧盟的区域观尤其是区域秩序构建路径面临的冲击最为剧烈。欧亚区域正发展为一个权力博弈和理念交融并存的秩序空间，并呈现出一体化与碎片化、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复杂态势。未来，欧盟的区域观在欧亚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将不断评估并校准。
Michael J. Hiscox
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在对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六国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的在贸易问题上的政治联盟斗争进行实证研究后可以发现，要素流动性是影响何种类型的政治联盟更为活跃的关键性因素。产业间的要素流动性与联盟形成的基础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当要素流动性较高时，阶级联盟更为强大，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在贸易问题上的意见更为统一；当要素流动性较低时，产业联盟则更为强大，游说团体在贸易政策制定中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在要素流动性高的时期，游说集团的力量也相应变得强大，为了维护政党的稳定，政党领导人在贸易问题上通常采取较为模糊的政策，反之亦然。
Luíza Cerioli
卡塞尔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卢拉在20世纪初的前两个任期中，采取了一种依赖资源收益来促进社会分配的发展主义模式，这被本文作者称之为“新榨取/采掘主义”，虽然劳工党政府的垮台不乏内外危机，但与新榨取主义的道路缺陷是紧密相关的。过去四年，博索纳罗政府“以军国保守主义超越左右之争”，并回归极端榨取主义。随着卢拉当选，巴西发展道路再次面临调整。卢拉政府希望通过“环境保护”的主题串联气候变化、多边主义、保护原住民权益和绿色转型四个大目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卢拉将绿色转型和巴西的再工业化联系起来，即通过绿色转型，获得国际技术和资金支持以实现国家的再工业化和现代化。
初冬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东北边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独特的地理特征与18世纪以来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实践，让地缘政治思想在俄罗斯经常发挥底层逻辑作用。为向公众和国际社会阐释本国地缘政治代码，俄罗斯学界提出“无界之域”的概念，从地缘角度重新建构俄乌关系。他们认为，鉴于传统力量对比、没有自然边界和数百年共同历史经验，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邻国是没有边界的整体空间；邻国领土不被对俄罗斯不友好的大国利用，才能确保俄罗斯国家利益；乌克兰危机将对俄罗斯外交、地缘环境和经济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俄罗斯应重新思考和定位对外政策及国际关系理论。俄罗斯将以何种方式立足世界，是俄罗斯学者主要关切的问题。
人与技术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人类飞速发展的控制能力和落后的自控能力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随着人的控制能力发展到极致，一种新的智能将可能突然超过人的智能而使其归零。随着GPT越来越容易上手，人们可以用“自然语言”随时随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将会刺激技术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应用的领域还会不断扩大。它会变得越来越“通用”，直到囊括几乎所有人类智能和体能的领域。那时，“机器语言”将战胜人类的“自然语言”。转变的关键在于通用的人工智能是否会获得“自我意识”进而获得“自主意识”，从而成为一种全面超过人的超级智能。
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
历史上，中共高层决策体系没有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但是，农村政策进程所体现的高层权力格局具有显著的分权制衡特色，这种特殊的多元权力结构保证了改革政策过程的有效和活力。当然，这是一种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权力结构特征。农村改革在中国改革中的卓越贡献，一是率先实现改革突破，二是为市场化体制奠基。这场改革的发生发展不是通常公共政策分析方法所能解释，而根本上是政治问题。政策过程考察说明，农村改革并不是设计出来的，是政治形势演变而成的，是多种政治力量在特定政治情形下互动交织的结果。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讲授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费海汀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已经、并且还将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全球化进程的波折和逆转，但它终究无法阻挡人类全球化的进程，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进程的本质。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应对得当便可能成为赢家，反之则可能成为输家。但从全人类的长远发展来看，全球化进程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不可阻挡的人类文明进程。全球化将各民族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只有依靠全球治理，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确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