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迎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更多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市场按价值规律提供基本的疫情防控及各类资源，更多的事务，包括社会捐赠、疫情防控、紧缺资源的配置、对接，应当由政府承担。但政府的力量、精力、能力、时间等等有限，因此，社会力量参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这次新冠肺炎疫区所出现的治理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与当地社会力量发育不足、能力不足、参与不足、行动不力、效能不足等密切相关。
吴晓林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新冠疫情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人们能否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深入反思一些关键问题，做出一系列深层次改革，是推动“一次性危机治理”向“可持续治理”转化的基础环节。疫情防控所赋予人们的机会不该止于问责或者补救，更应该推动实质性进步。推进实质性进步就需要思考一些深层问题。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看到了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没有这种优势，就没有全国一盘棋的动员和组织，就无法赢得武汉、湖北的关键之战，就无法保证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统筹兼顾。但是任何一种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优势本身也包含着劣势。如果平常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就会导致地方事事唯上，不敢担当，失去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能自主地把很多事情处理好。因此，抗疫中的集中统一经验不能简单搬用到疫后的治理当中。
俞可平
北京大学 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这次新冠肺炎的重大疫情，充分地折射出人性与制度的善恶优劣，同样也是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严峻考验，同样也深刻地影响国家治理的现状与未来。当然，这次新冠肺炎发生在民主化、现代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的复杂时代背景下，它对人类政治生活和国家治理的影响也必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不到半年时间的客观后果来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正在产生或者即将产生的深远政治影响。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分析大萧条原因和罗斯福新政，可得以下启示：1. 保持信贷增长和防止通货紧缩是避免过度萧条的特效药。2.打破财政平衡教条。止住需求下行除了信贷的支持，也需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提高需求。3.避免国际贸易争端。然而贸易保护政策不仅不利于出口，还会加速国际债权债务关系的恶化，破坏整体国际合作应对困难局面的氛围。4.纾困要有针对性，避免带来新的市场扭曲。5.关注对特权的制衡。制衡性的理念能够对缓解社会冲突和促进经济结构平衡发挥积极作用。
吴国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截至4月中旬，新冠疫情在多国仍处于暴发期，国际社会团结抗疫迫在眉睫。为助力抗疫斗争，G20应加强内部团结，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供更多资金、加强执行力，发挥应有领导作用。具体来说，G20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行动非常重要：第一，制定落实G20特别峰会所达成共识的具体措施。第二，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第三，向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紧急资金。第四，加强相关医疗物资的供应链建设。第五，加强G20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调和对接以增强其执行力。
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
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当天晚间，深交所就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相关配套业务规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标志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并将加快推进。与科创板注册制改革相比，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要有所超越和突破，应将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放在与上交所科创板及港交所创新板之间如何竞合的角度来权衡。
李扬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中国债券市场规模的扩张改变了全球债券市场的格局。从积极的意义上讲，2008年危机以来的债券市场扩张，进一步改善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全面开放，中国债券市场也日益成为全球资本配置的重要渠道。但中国债券市场仍有一些结构性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民营企业债券与国有企业债券融资不协调，前者规模太小且发行利率高悬；第二，债券违约向纵深发展，但债权人的保障机制仍然较落后；第三，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地方政府债务稳健性、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愈发突出。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2月初疫情爆发以来，政府及时出台了政策应对，央行向市场投放了充裕流动性、下调了政策利率，政府已公布了规模相当于GDP的 1.4%的广义财政支持，主要是为企业减税降费。相比其他主要经济体疫情期间的政策应对，国内随后的政策支持力度比较小，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两会时间推迟。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了未来进一步加码政策支持的信号，我们预计今年还会出台规模相当于GDP的2.2%的广义财政刺激，主要用于扩大支出，包括基建投资，同时对失业和低收入人群的财政补贴规模也可能增加。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之所以要高度重视疫情救助与刺激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核心原因在于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高度认识到疫情对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带来的冲击是严重不对称的，补偿性救助政策应当立足于对于不同阶层所遭受的不同损失给予对应的补贴和扶持，以避免收入两极分化更为严重，防止出现过度救助与救助不足相并存，严防因为救助带来新的社会扭曲和道德风险问题。同时，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各种救助政策不能加剧各种供给损失和需求损失，不能在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差距的基础上使有效需求进一步萎缩。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美关系中的现实主义传统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彼此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务实对待。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其国内治理机制的变革和进步需要时间和“中国方案”。双方精英都相信，中国的变革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二是双方可以从合作进程中寻找到各自需要的利益满足，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合作的利益变得对两国来说越来越不可或缺。三是合理看待和评估对手的战略意图。疫情当下，中美关系应重回现实主义，向两国人民展示彼此所需要的诚意和理解。而中美两国只有合作，才能带领国际社会战胜新冠疫情。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
2020年3月28-29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了“新冠疫情与中美合作视频研讨会”，CISS学术委员、研究员、特邀嘉宾11人同美国哈佛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等智库和高校的18位专家学者进行了研讨。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刘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情景模拟表明，假定居民与企业债务增长规模（不是增速）与2019年持平，而政府债务额外增加5万亿，这样，总体债务增速将达到11.6%，与2015年至2019年债务扩张速度年平均11.7%持平。再假定今年名义GDP增速为4%（实际GDP增速略低于3%），则政府杠杆率会上升8个百分点。如果假定政府债务额外增加大于5万亿、总体债务扩张速度超过过去5年平均，则宏观杠杆率和政府杠杆率的升幅将会更高。总体而言，面对世纪性疫情冲击，政府加杠杆责无旁贷。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疫情给国际产业链带来的冲击，不但在短期内加剧了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对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构成挑战。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进一步凸显了转换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加快服务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否将压力转换为动力，成功实现经济增长从外需导向、要素驱动向消费引领、效率驱动的动力切换，关键在于制度性、结构性、市场化改革的成效。
石玲玲
恒大研究院
王孟嫫
恒大研究院
民企融资难贵，根源在于三大层次五大原因。一是我国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为主，民企获得的金融资源有限。二是监管、制度、风险收益等因素导致银行偏好国企，民企融资受到挤压。三是2017年以来金融去杠杆“一刀切”，部分依赖非标融资的民企融资压力加剧。四是中小微民企资产规模偏小、缺乏抵质押物。五是部分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经营不规范、负债率过高等问题，难以达到银行授信标准。
节大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发生了三个显著的变化。第一，以前中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一方，现在美国也开始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第二，除了在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外，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在新兴议题上更多地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体现出来。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