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晋继勇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卫生问题不仅已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议题，而且日益占据国际政治和外交的优先议程。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公共卫生危机的频发和扩散对全球卫生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全球卫生治理呈现出治理行为体多元化、治理层次多维化、治理形式多样化的特点。与此同时，全球卫生治理也面临卫生问题政治化、协调机制碎片化、多边机制双边化等挑战。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主导的多边主义，持续加强全球卫生治理与合作，才是国际社会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的正确努力方向。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特朗普政府谋求从根本上重构中美关系，重置对华政策的前提与目标、框架与内涵、手段与方式，其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涉及面广、颠覆性强，严重削弱了中美战略互信，破坏了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扭转了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摩擦与动荡，使两国走向对抗与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关系的努力也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这使其实现对华政策目标的能力大打折扣。随着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美国对华政策还将出现新的调整，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大可塑性。
盘古智库
建议由一位副总理挂帅成立全国中小微企业帮扶工作小组，统筹全国中小微企业帮扶工作，建立企业交流和帮扶机制，调研和解决具体问题，制定科学帮扶方案，并督导部委和地方政府实施。充分利用政策、财税、金融、项目、法律的手段全面支持中小微企业解决生存问题。将各地中小微企业生存指标化，并纳入主政官员的政绩考核，用法律和舆论监督保障政策落实。对于中小微企业托底帮扶工作要落到实处，持续优化企业的营商环境。
唐丽霞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后，通过正式就业的劳动合同、工作时长以及失业登记体系，能非常快速地追溯到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口，及时发放工资补贴和失业救济，这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建立在拥有完善的就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管理体系上。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就业的非正式程度高，社会政策运行体系本来就不太完善，通过发钱的方式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成本则是非常高的。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疫情发生固然有自然的根源，但其蔓延、应对，则与社会的治理存在多方面的关系。从社会的层面看，疫情初起之时，相关职能部门的反应、处置，无疑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对此作深入的反思，是应当而且必要的。然而，在应对行动起来之后，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其中体现的治理成效和万千民众所展现的人性光辉，同样需要正视和承认。对后一方面视而不见或刻意贬抑，无疑既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合宽厚之道。
陈兵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抗疫期间，个别地方出现了“刚性防控”，采取了“一刀切”等简单粗暴的防控举措。特别是在眼下防控形势趋缓的后疫情时期，一些地区仍然存在不分对象、不分区域、不分类别的盲目防控做法，很可能对遭受疫情侵袭的部分民众产生二次伤害，进而严重妨碍经济社会秩序的迅速恢复。面对此种情形，应当及时矫正，进一步明定和坚守应急状态下非常措施的法治底线，谨防疫情防控应急机制过度刚性实施而可能引发的制度性“次生灾害”，为确保疫情防控的精准施行和复工复产的稳步实现提供法治保障。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从原来的“六稳”到“六保”，这实际上意味着宏观管理思路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个基调已经非常明显了，现在是底线思维。保就业、保民生、保粮食和石油，这都是底线思维。总体上，这次政策发力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刺激消费、迅速启动内需上。我的建议是：给困难群体直接发钱，给中等收入群体发消费券。
梁建章
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韩国的最重要防疫措施，就是尽量普遍地、大规模地进行检测，把所有感染者，不管有没有症状全部筛查出来，然后及时隔离或送往定点医院治疗。因为流行病学阻断传播的关键，就是隔离感染者。为了扩大检测范围，韩国大幅放宽检测条件：有疑似症状者均可免费检测。2月19日新天地教会集体感染暴发仅一天后，韩国的病毒检测能力即达到1万人次，此后日均检测约1.5万人次，峰值时近2万人次。韩国首创“得来速”（Drive-Thru）检测法，也称为“免下车”检测法。“免下车”检测只需10多分钟即可完成。
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刘伟华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
近年来，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高度重视全球供应链安全，防范各类风险对关键产业、产品和基础设施的影响，构建供应链风险应对机制与弹性供应链，通过创新、绿色化等手段提高供应链智能化与可持续水平，提升产业竞争力。我国相关部门、关键企业等应共同参与国家供应链战略制定，形成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评价指标与应对机制，建立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关键产业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安邦咨询研究团队要强调的是，对于全球主要疫情国家疫情形势的判断，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判断，它直接关系到对全球疫情走向、趋势以及疫情何时结束的判断。在主要国家疫情逐步受控的情况下，今后全球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作为大流行的疫情基本结束？什么时候全球经济将开始复苏？什么时候社会经济活动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可以展望的是，全球经济消除疫情冲击、走向全面复苏的进程，将远远超过整个疫情持续时期。对于疫情影响经济的时间，安邦咨询早已给出了答案——影响将会持续2年时间。
宋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吴茂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城市地区土地供给的减少显著提高了房价，相应显著地增加了高技能人才的生活成本，包括现阶段住房的成本以及将来买房的成本，最终加剧了高技能人才的流出。这一发现在政策上意味着，要减少房价对高技能人力资本流出的影响，首先得减少土地供给在城市层面上对房价造成的扭曲，增强土地管理上的灵活性，赋予优势地区以更大发展空间。
魏尚进
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
政策组合里有一个内容媒体关注不够但其实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贸易政策。现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不仅没有配合抗疫，还对抗疫起到极大的负面作用。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口罩、手套等医护产品加征关税15%~25%不等，虽然在上个月开始宣布临时免除了部分医护产品的关税，但临时降低关税对厂家的生产诱因远比永久性取消关税作用微弱。药品医护用品之外的关税也对抗疫起到反面作用。所以说，美国的贸易政策一方面变相降低了全球抗疫产品的供给，一方面抬高了自己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又大大降低居民的实际收入。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
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没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了。一些地区的企业即便有复工复产的能力，也会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零部件供应而处在不得不停工的状态。面对一片狼藉的全球产业链，即使是最忠实的大规模生产时代的“水平分工”专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在这次疫情中为何如此脆弱，什么样的制造业系统才能让人类更好地抵御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化风险。
吴飞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人们习惯简单思维。当事情复杂程度超过认知能力的时候，人们就会陷入困惑、紧张和焦虑之中。但人们对于重大事件总是本能地想要理解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的，以此来决定自己的反应。超出认知范围，又想认知它，于是人们总是习惯于拿起自己的“奥卡姆剃刀”，剥离问题的复杂度，将其降解为符合自己认知的维度。这时候，简单易懂的阴谋论，就提供了“不用很麻烦很累就明白了”的答案，消除困惑的焦虑感。
邓宇
西泽研究院特约高级研究员
追赶型增长转向内生性增长，通过结构化改革激活市场主体创新，细化逆周期管理，解决内部发展中比较突出的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老龄化社会危机、教育及医疗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命题。越在危机时刻，越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这也是适应危机时代的最好方式，“强政府”体制与市场化改革的平衡，以及后危机时代政府职能的回归都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鹿音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大数据作为信息科技的基础，具有体量巨大、数据种类多样、处理速度快和价值密度低等鲜明特点，在新冠疫情追踪、溯源与预警、辅助医疗救治、助力资源合理配置及辅助决策中得到广泛应用，全面配合“智慧战疫”。对抗新冠疫情的“战役”远未结束，大数据将持续为“战疫”助力。但大数据代表的终究只是信息，而非智慧，只有为人类的智慧所用，大数据的能量才会真正暴发。这也是人类最终战胜种种挑战的希望所在。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