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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文宏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李风山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职现象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在西方国家,基于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区分,副职多处于从属地位,承担辅助性角色。但是,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副职在科层体系中扮演着关键作用。副职作为中间群体,是上级正职与下级职能部门之间的衔接纽带。副职既需要扮演参谋辅助角色,又具有强化权力制约的意义,同时需要负责决策执行、凝聚内部共识、开展问题纠偏,其作用非同小可。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9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国内有两条线最好坚持不要去碰。第一条线是老人。现在中国老年人口众多,社保、医保、养老等多种问题交织,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好。涉及老人的问题非常敏感,即使暂时解决不了,最好不要让其发展成为问题。第二条线是公务员。公务员事关政府行政、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可以说,公务员体系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行的最后一条线。如果公务员队伍崩溃了,社会也就崩溃了。需要警惕的是,现在国内已经有一些地区无视这两条线的敏感性,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动作和做法,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警惕。

马啸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吴泽民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相对于人治而言,法治强调国家治理依靠法律制度而非个人。因此,“法治”与“法制”(法律和制度)不仅在表面上相似,也在内涵上有一定的关联性,没有法制难以有法治。相比于法制而言,法治还意味着着法律制度要被政府和社会所认可和所遵守,政府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要在法律框架下实现一种平衡,因此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对于建设法治国家至关重要。法治既是一种通向美好政治的手段,也是美好政治的表现。

安超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康永久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教育、学习、读书其本质上是有着神圣性起源的。在平民子弟的眼里,固然在不同的时代基于生计的目的,实用性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作为一种纯粹精神的体现和表达,读书在每一代人眼里都保留了“超凡脱俗”的一面。最终帮助平民子弟走出原生阶层、实现突破的,并非“改变命运”的紧迫与功利,而是他们始终在世俗生活中保持了对于读书之“学以为己”与“成而为人”的纯粹精神与功德意识。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9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近期,随着各地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纷纷出炉,31个省区市陆续披露了各地2022年经济增长的数据以及2023年的目标。从各省份公布的数据之中,可以大致看到国内整体宏观经济的表现和未来发展的趋势。这些数字反映出国内宏观整体经济形势普遍不乐观,一方面,各地2022年经济增长普遍低于此前的目标;另一方面,地方对2023年的经济预期也低于2022年设定的目标。地方带有普遍性的目标下调,意味着2023年国内实现稳增长仍面临较大的压力,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李枭剑

平安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

2022年四季度开始,欧美发达经济体外需明显走弱,疫情形势演变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更加显性化。2022年四季度我国GDP当季同比为2.9%,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仍在演绎。但是,仅用“三重压力”难以完整描述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变化与挑战。因此,可以从结构性视角出发,探寻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不同区域的中国经济运行特点,以及市场主体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费海汀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当代的民粹主义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争论或某个社会群体要求被纳入到政治体制当中,它对既有政治体制的反感与批判要更加强烈。虽然它也因既反对建制又要依赖建制来展开活动这种内部矛盾性而具有自我局限性,但它对民主政治带来的冲击可能是空前的。当代的民粹主义不再是策略、话语、组织方式上的推陈出新,而更可能像几十年前希尔斯所预示的那样,为民主政治带来一种全新的政治心理、政治风格和政治生态。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9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上,“国民经济”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为“国民”服务,注重的是改善民生,提升国民的获得感和生活质量(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而“国家经济”关注的重点是“国家”,强调的是国家/政府的经济规模,以及政府和执政阶层对于经济资源的掌控。“国家”与“国民”当然有密切关系,但二者的侧重点有明显不同。中国政府屡次强调,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这个定义更接近“国民经济”。

殷剑峰

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居民收入占比过低,乃至居民消费率过低,是因为财政金融两个方面的体制性掣肘。在三年疫情之后,随着就业的提升和消费场景的恢复,居民消费当然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但不能对之期待太高。在体制缺陷没有根除的情况下,居民消费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而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投资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少,那么,投资的回报率也会越来越低。最终,没有消费支撑的投资也将难以为继。

张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陈骁

中国经济在2022年经历了俄乌冲突、通胀飙升、联储加息等复杂多变的外部局势,又面临着疫情反复、地产暴雷、经济下行等内部风险,在艰难的内外部环境下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的稳定。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进一步稳增长政策的出台,中国GDP增速将由2022年的3%上下提升至2023年的5%以上,甚至不排除超过5.5%的可能性。考虑到全球经济增速将由2022年的3.2%下降至2023年的2.7%(根据IMF2022年10月的预测),中国经济在2023年将会再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火车头,而2023年全球经济将迎来“东升西降”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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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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