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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王绛

国资委研究中心

王爱君

山东财经大学

从2007年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来,中央企业利润分配大体上分为四个部分:一是25%依法上缴所得税;二是25%归属少数股东,这是中央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形成的结果;三是25%依据《公司法》提取的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等存留收益,用于弥补过去年度的亏损和资本积累;四是25%母公司可支配利润,即通过上市公司分红和全资子公司上缴利润。进一步理顺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问题,要兼顾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的关系,要处理好企业自身积累与当期最大限度地贡献国家、服务于民生的关系。

马天月

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研究员

人口老龄化催生了日本“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自1970年代至今,日本养老产业经历了萌芽期、增长期、爆发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1970年代,日本养老相关服务业开始出现,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1980和1990年代,日本养老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一些专业养老机构脱颖而出,占据了较大市场份额。2000年《介护保险法》的实施将日本养老产业带入爆发式增长期,养老市场迅速扩大并开始向海外扩张。借鉴日本经验对我国养老产业发展大有裨益。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建立起了政策实验室,试图通过科学证据和设计思维来支持公共政策的创新和实验。但这些政策实验室作为新鲜事物,还少有研究加以关注。目前中国还没有类似的政策实验室,但已经有一些高校、智库、咨询公司和政府部门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比如,一些“城市大脑”、决策实验室等项目已开始孵化,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交通、规划、安全等领域。我们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政策实验室在中国建立,并为公共政策的完善和人民美好生活的提升做出贡献。

杨子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9年8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当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意在“一箭三雕”,既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中国让步,又为对华强征关税寻找其国内立法的“依据”,同时打开进一步制裁中国的空间。面对美国的“汇率操纵”指控及其可能带来的进一步金融制裁措施,中国应沉着应对、扩大开放,寻求国际共识。

李威利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讲师

关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当前有三个范式的研究,分别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角度出发的行政发包制,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的分类控制模式以及国家推动治理资源和治理行为下沉的项目制。此外,还存在着一个“体制内—体制外”的内外结构,即体制内组织与地方政府、党组织共同参与对体制外空间的合作治理。对于这一机制,可为“新单位制”,即以行政区为边界、以党组织为纽带、以单位组织为节点、以资源补给为机制、以双轨制为结构、以国家中心为特点的治理体系。

陈义媛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中国农业的规模化转型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之一就是资本下乡过程中所遭遇的来自村庄社会的抵抗。研究发现,通过将土地转包给当地的家庭农场(“代管户”),企业得以将这些家庭农场吸纳进自己的产业链中,并利用本地人的社会资源,如熟人社会的“人情”“面子”“内外有别”等原则,解决劳动雇佣、监督以及村庄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这说明家庭农场所赋有的社会资源可以成为下乡企业化解社会困境的润滑剂,贡献于资本积累。

郭朝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现实地看,我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制造业发展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比如,产品同质化、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高、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处于中低端环节等,这些问题与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程度不高有关。与此同时,我国服务业比重高但效率不高,同样面临着有效提升发展水平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势在必行,这是当前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途径。

受访者:苏国民

北京科普发展中心主任

陆峰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张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

蒋正伟

阿里数据经济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采访者:赵姗

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正进入突破期,大批新型产品及服务不断涌现,行业应用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创新发展的新动能,而且成为助推我国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但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本现实是其将长期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通用人工智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难以走入现实。而且,从人工智能发展史来看,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可能仍将经历起落。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进入发展新阶段,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转型发展中的问题更需要在扩大开放的条件下解决。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如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如何以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形成自身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成为当下洞察和判断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的重大课题。

李文良

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主要从事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治理、公共管理和政治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公共部门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报告》《WTO与中国政府管理》等

国家安全治理是指安全主体为了维护安全状态和提升安全能力对国家安全事务进行治理的过程,其丰富内涵主要表现在:国家安全治理主体从事治理的手段是公共权力;国家安全治理主体有权支配和运用公共资源;国家安全治理的目的是提供国家安全产品;国家安全治理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对于中国而言,国家安全治理的特点主要是:安全治理主体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国家安全治理客体由传统安全事务向传统—非传统安全事务转变;合作式治理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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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看债务是个负担,是个窟窿,是个包袱,是个发展中的问题;但从微观角度看,债务有积极意义。 现在的GDP规模、资产规模、资本过剩程度、央行释放货币、债务规模、债券市场规模等都比过去大很多,中国与世界均是如此,现在的债券市场和债务工具的运用,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这种趋势下,与债务规模相比,债务体系的稳定运行、交易畅通才是政策部门更需要关注的重点。
稳就业仍是国内的头等大事。9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受中美经贸摩擦和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影响,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有所上升,部分行业招聘需求有所下降,稳就业面临一定压力。孟玮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完善应对举措,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
今年以来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已陆续落地显效。9月19日,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全年减税降费规模可能超过年初预计的2万亿元。企业受益的同时,财政收入增幅明显放缓,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把钱用在刀刃上。把低效无效资金省出来用于急需的领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中国内地上市企业业绩表现较为低迷。2019年上半年,中国大陆上市的3583家非金融企业利润同比减少2.5%。出现亏损或利润下滑的企业占46%,较上年恶化了10个百分点。除了汽车和零售等最终消费相关行业外,一直以来对经济构成支撑的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增长率也出现放缓。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为严峻,上市企业业绩预计难以取得较快复苏。
9月18日,美联储再次降息,以帮助维持创纪录的经济扩张,但暗示进一步下调借贷成本的门槛提高,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而尖锐的批评,反映了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分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美国经济前景“良好”,称决定降息是为了“防范当前的风险”,包括全球经济增长疲弱和贸易紧张局势再度抬头。鲍威尔表示,围绕利率路径和经济前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美国货币市场利率罕见地在月中飙升,暗示银行系统遭遇俗称“美元荒”的流动性紧张。美联储9月18日再向美国银行系统注入750亿美元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市场秩序。此前在银行间拆借市场出现流动性极度紧缺,一度推动美联储的指标利率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升越目标区间。这让人感觉到或证实了市场的部分疑虑,即美联储无法控制其目标政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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