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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郎友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宋天楚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国家化的演变逻辑实际上同多种因素有关系,择其主要至少有二:一是理念,包括主政者的理性计划;二是约束条件,即国家化或去国家化的经济、政治、社会等运行诸环境。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与国家的关系经历了融入国家的国家化过程到去国家化(或者说国家化的最小化)再进入再国家化的三个历程,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这一演变轨迹有其内在的运行逻辑。首先是政治因素。其次,这个演变的历程同发展主义理念密切关联。再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化演变的历程同国家角色的再定位紧密相关。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教授

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其中,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既有挑战和冲击,也有赢得改革红利的机遇。改革和政策调整的机会窗口包含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来提高人力资本;二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滞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顺畅转移出来;三是通过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收入分配尤其是再分配。人口老龄化的应对途径是加快福利国家建设,以逆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并增强社会流动。眼下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带来了超乎意料的技术进步,但各项技术还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能把宝都押在这些技术上,未来还是要通过改革来获得改革红利。

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

近些年基层治理研究堪称繁荣昌盛,但往深处看,则难掩“空心化”状态。如果把学界比作村庄,借用农民的话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基层治理研究如同一个“空心村”,外围堂皇而中心衰破。基层治理是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故称“多元共治”,但从角色功能来说,多种治理主体之间并非等量齐观,政权在治理体系中居于主导位置,是无可比拟的治理主体之最“大”者。政权研究是治理研究的重心所在。离开政权看治理,如同隔岸观火;解决治理困境不首先着眼于政权,如同隔山打牛。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近来,在3月份国内CPI和PPI同比下降的情况下,一些市场人士提出了中国经济面临“通缩”的风险。在从疫情中恢复带来的恢复性增长之后,国内经济不仅面临不断积累增量的问题,也仍然面临妥善解决存量的结构性问题。在提振需求的同时,如果不能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有效化解存量,安邦智库多次警告的通缩阴影也就挥之不去,而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人与技术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人类飞速发展的控制能力和落后的自控能力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随着人的控制能力发展到极致,一种新的智能将可能突然超过人的智能而使其归零。随着GPT越来越容易上手,人们可以用“自然语言”随时随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将会刺激技术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应用的领域还会不断扩大。它会变得越来越“通用”,直到囊括几乎所有人类智能和体能的领域。那时,“机器语言”将战胜人类的“自然语言”。转变的关键在于通用的人工智能是否会获得“自我意识”进而获得“自主意识”,从而成为一种全面超过人的超级智能。

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

历史上,中共高层决策体系没有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但是,农村政策进程所体现的高层权力格局具有显著的分权制衡特色,这种特殊的多元权力结构保证了改革政策过程的有效和活力。当然,这是一种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权力结构特征。农村改革在中国改革中的卓越贡献,一是率先实现改革突破,二是为市场化体制奠基。这场改革的发生发展不是通常公共政策分析方法所能解释,而根本上是政治问题。政策过程考察说明,农村改革并不是设计出来的,是政治形势演变而成的,是多种政治力量在特定政治情形下互动交织的结果。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3月份,国内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9%,比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尽管仍在景气区间,但越来越表现出后继乏力的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8.2%,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在疫情后表现出持续向上增长的态势。制造业和非制造业走势的分化,说明今年国内经济整体性的恢复前景仍不乐观。这些数据也说明,企业和市场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居民、企业都需要休养生息,而不会表现出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

黄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秦朝国家形态仍未来得及经历完善期,就遭遇国家形态的核心——皇帝及核心决策圈出现颠覆性问题,乃秦亡的制度性原因,也是第一位的原因。秦政过于严苛,滥用民力,使得社会主要矛盾——官民矛盾极度尖锐,成为秦亡的政策性原因。秦亡于农民起义,而激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就是秦政的严苛。秦朝新国家建立不久,民众对新国家的忠诚度不高,原来的六国统治者和贵族始终怀有复国之心,加剧秦朝的脆弱性。法家主张的严厉的权力和律法统治、大政府统治难以让民众接受,存在与“国民性”的冲突。

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调研需要实地观察和访谈,不可搞成工作检查,不能搞成“不说实话”的座谈会,也不要找助手代替调查、代写报告,更不应把做调研的机构变成领导秘书,放着本职工作不干,替领导写稿。只要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群众交心交朋友,他们会跟领导说实话。而且基层多的是聪明人,也可以帮忙分析问题。但基层最怕的是,领导了解真实情况了,反过来说基层的不是。调查研究也不是非要解决问题,有时候反倒会把提问题的人解决了。调查研究,关键是领导干部要改掉过去不良风气,真正接地气地了解基层所思所想,让党内的学风文风更为实事求是,这就是最大的成果。

刘远举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现代计算机的本质是图灵机,所谓图灵机,是由一个虚拟的机器替代人类,将人们使用纸笔进行数学运算的过程进行抽象。电脑系统不管多么庞大,理论上,每一行代码,CPU、内存、硬盘上的每一个数据,每一个寄存器里面的数据都是精确的,可以监测、记录。也就是说,不管机房再庞大,ChatGPT有多么强大而神秘,本质上都是可以还原在纸上。对外行来说,ChatGPT已经很好了,但对内行来说,ChatGPT还差得挺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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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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