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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雷欧·拉斐尔·莱夫

麻省理工学院前校长

对美国来说,为全世界提供人才教育既可以促进国家间相互理解,更有利于美国自身发展。但当前美国的政策正试图改变这一策略,更多优秀的国际学生无法留美,针对中国的全面限制又进一步限制美国科技进步,国家安全考虑又在美国国内引发对华裔学者的错误指控和限制。而科研合作作为另一种外交方式,不仅有利于提高美国自身实力,还可以帮助美国更好了解中国,更可以在地缘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对话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美国大学或许是唯一能建立沟通桥梁的机构。尽管面临强大政治阻力,美国大学应该勇于承担这一责任。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授

知识分子的话语地位每况愈下,关键的难点在于重新定位自身。如今的公共空间表达,有着潜在的商业逻辑。知识分子的优势是说理,缺点在于只擅长说理。而现实中,从互联网诞生开始,BBS、微博微信、视频三个阶段,公共讨论的篇幅限制越来越强,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似乎越来越多,但表达自由其实越发受限。在知识爆炸之下,一类知识分子继续在专业领域深入挖掘,另一类知识面广但不深,主要面对公众。后者难度较高,愿意做的人也不多。知识分子曾经是社会舞台的主角,但今天几乎被彻底边缘化了。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李昊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与难点。权利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权利安排和开放差异是导致收入变动差异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各时期城乡改革的具体制度安排以及城乡居民权利开放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有影响。基于历史分析的基础,提出未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是加大力度开放农民城市权利,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二是进一步开放乡村权利,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

连平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中国经济的复苏不能没有民营经济的复苏,而民营经济的复苏同时也会反过来推动整个经济复苏。可以探索改革银行体系,考虑通过建立专司中小微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的政策性银行,提供利率水平很低的贷款,以弥补商业性金融运行中对中小微企业支持的不足。政策性银行体系可以发挥特殊作用。通过降低银行税收、提供低成本资金的方式来减轻银行成本,支持政策性银行及时地给中小微企业提供更低水平的信贷利率。同时将次政策传导给市场,其他银行的利率水平要抬高就会受到有一定的压力。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谢宜泽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首当其冲的是正确把握它的隐含前提,即笃定的共同意愿、合理的目标体系和强大的国家能力。这三者是新型举国体制实践合力效应、乘数效应和杠杆效应的产生源泉。它们分别表现为党的主张、人民意愿、国家意志的统一,总体性目标与部门性目标、阶段性目标的统一,以及一般性国家能力与特殊性国家能力的统一。脱贫攻坚是新型举国体制实践的生动写照,它的巨大成功充分印证了意愿、目标与能力三大前提之于新型举国体制实践的不可或缺性。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从2000年至2022年的23年中,最终消费有14年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投资在其余9年里的贡献率超过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消费的年份,大部分都是中国经济遭遇内外部冲击,中国政府出重手以投资拉动经济之时。当中国的政经形势处于正常状态时,消费会立刻回归中国经济的第一拉动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消费将会越来越稳定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也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使然。作为政策制定者,应该了解和认识这种规律,尊重规律之下的经济变化,并在经济政策中体现出中国向消费社会的转型。

杨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当前中国农民主要包括两类群体,一类是农民工,另一类是在乡农民。在乡农民中的精英农民、中坚农民和留守农民构成农村社会金字塔型的“三元”结构,各自在农村建设中发挥不同作用。在乡农民有其比较优势,他们是党和国家农村制度和政策的最大受惠者,熟悉农村情况,而且主要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在农村。这些特征和优势,使在乡农民的社会政治态度呈现出总体支持的状态。他们在农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主体作用,是保持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压舱石”。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中国式”意味着实现现代化应该有其特色、路径、元素方面的差异,所以应该有中国特色、中国路径和中国元素,但是这些特色、路径和元素应该成为发展的优势而不应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障碍。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角色定位还存在越位、错位、缺位并存的现象,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有较大落差,需要以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方式进行治理,建立有能、有为、有限、有效、有爱的刚柔相济的五有政府,而不是事事都有为的政府。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对个人的身份进行精准化、大规模识别和监控,恰是对各种社会风险进行管控的数据基础。以大数据为基础,结合算法、自动化决策等技术,可大大扩展国家和社会治理所涵盖的人口与地域范围,化解一系列治理难题。但我们必须警惕的是,数字技术对国家和组织的“赋能”,并非技术的免费午餐。数字赋能并非没有风险,可能为各种权力滥用披上“摩登”的技术合理性外衣。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我们需要对技术的风险进行充分认知并予以规制。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

前三十年在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中国收入差距出现了全方位的扩大。城乡之间、城镇内部之间和农村内部之间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人群组之间收入差距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扩大;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得更加明显。在过去近十年中,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得到了初步抑制。一些可比的数据显示,居民收入差距处于相对稳定甚至下降的情况。虽然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但是收入差距的水平仍是偏高的,仍需在缩小收入差距上继续努力,更为重要的是,仍需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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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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