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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丰

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养老服务时间银行的本土化实践取得丰富的经验。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养老服务时间银行设计者们似乎没有认识到时间银行是信用产品的本质,对时间银行的承兑缺乏应对的意识。纵观我国大陆已经开设的所有时间银行的文件、章程与规则,只有上海市长宁区、虹口区的时间银行试点文件中有关于承兑的表述。由于从时间银行开办到服务时间的大规模兑换中间有比较长的时间,现在认识到兑换风险,并及时建立有效的兑换保证机制,时间银行是可以健康持久发展的。

吴璧君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十年的变迁,新时代真正需要的党政干部队伍应当是“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的;然而,过度强调政治责任造成的“避责”行为反而会弱化干部选拔标准中的敢于担当作为的原则。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有“用科学办法进行管理,切实管到位、管到点子上”,适当将工作规则与政治责任区分,才能建设一支有担当的干部队伍。

崔卫杰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是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为了更好地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发展,需要深刻把握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的时代特征,实现“五个转变”,真正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任保平

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新中国70年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由一个经济小国变为了经济大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背景的识别、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突破、经济发展理念的更新、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重塑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换,都离不开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互动逻辑的考察。

张红宇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相对于美国的规模农业和日本的精细化农业,中国农业应该走出不同于规模农业和精细化农业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最简洁的表达就是多元化,多元性是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怎么样弘扬我们好的成绩?怎么样克服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我以为有两个“坚持”,五个“多元”,三大“改革”。

王奎明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张弘力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经过近30年的实践,新加坡形成了以环保部为核心、法律为框架、企业及居民为基础的垃圾处理体系。新加坡的垃圾收运系统以环境部下属国营企业为主,持有政府部门颁发执照的私营企业为辅。上述两种企业分属于公共固体废物收集系统(PWCs)及一般固体废物收集系统(GWCs),主要作用于垃圾处理的前端和中端,负责固废收运。环境收运系统与前端居民的投放行为及后端政府的焚烧或填埋处理相结合,构成了新加坡完整的垃圾处理体系。

陈友华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的时间银行最早在20世纪末的上海“登陆”,一开始就演变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举措之一,全国部分地区也先后进行过时间银行项目的尝试,但绝少有坚持五年以上的,多以失败而告终。近年来时间银行在上海又重新“登陆”,并试图借助移动互联网和区块链等新技术解决以往遇到的一些棘手问题。国家民政部也将时间银行纳入改革试点范围,全国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时间银行项目试点行列,呈现出一幅繁盛的景象。但在繁盛表象的背后,一些制约时间银行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却被悬置。

周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彩虹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将中国农村产业发展放在嵌入性视角下考察,可以发现过去农村产业发展呈现出双重脱嵌的特点。其中,第一重脱嵌是指农村产业仅作为经济形态,脱嵌于社会,弱化了社会功能;第二重脱嵌是指农村产业脱嵌于自然,弱化了生态功能。为了实现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目标,需要双重回嵌(回嵌社会和回嵌自然),从而恢复农业农村的多功能性,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研究”课题组

法国和英国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先行国家,目前农业经营已经实现专业化,乡村发展已经实现转型,传统农民已经终结,新一代农民收入在当地属中等阶层以上。这个发展转型的过程从20世纪就已经发生,两个国家在乡村发展政策方面进行了一些重要改革,包括实行农业经营专业化、支持农业科研推广、参加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推进城乡功能互补、加强对土地发展权的管控、改革市县行政关系等。我国的乡村目前处于转型关键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转变传统发展模式,需要更加重视投资思维,更加重视有序发展。

潘圆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2019年9月10日,国家外管局宣布正式取消QFII与RQFII额度限制。这既是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重大举措。全面取消QFII额度限制,既有可能加剧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与顺周期性,是否也可能存在外国资本通过资本市场并购掌控中国重要企业?在条件不完全充分时提前取消QFII额度,更需要评估整体宏观状况和其他经济因素,尽快出台系统性的风险防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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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看债务是个负担,是个窟窿,是个包袱,是个发展中的问题;但从微观角度看,债务有积极意义。 现在的GDP规模、资产规模、资本过剩程度、央行释放货币、债务规模、债券市场规模等都比过去大很多,中国与世界均是如此,现在的债券市场和债务工具的运用,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这种趋势下,与债务规模相比,债务体系的稳定运行、交易畅通才是政策部门更需要关注的重点。
稳就业仍是国内的头等大事。9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受中美经贸摩擦和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影响,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有所上升,部分行业招聘需求有所下降,稳就业面临一定压力。孟玮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完善应对举措,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
今年以来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已陆续落地显效。9月19日,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全年减税降费规模可能超过年初预计的2万亿元。企业受益的同时,财政收入增幅明显放缓,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把钱用在刀刃上。把低效无效资金省出来用于急需的领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中国内地上市企业业绩表现较为低迷。2019年上半年,中国大陆上市的3583家非金融企业利润同比减少2.5%。出现亏损或利润下滑的企业占46%,较上年恶化了10个百分点。除了汽车和零售等最终消费相关行业外,一直以来对经济构成支撑的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增长率也出现放缓。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为严峻,上市企业业绩预计难以取得较快复苏。
9月18日,美联储再次降息,以帮助维持创纪录的经济扩张,但暗示进一步下调借贷成本的门槛提高,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而尖锐的批评,反映了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分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美国经济前景“良好”,称决定降息是为了“防范当前的风险”,包括全球经济增长疲弱和贸易紧张局势再度抬头。鲍威尔表示,围绕利率路径和经济前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美国货币市场利率罕见地在月中飙升,暗示银行系统遭遇俗称“美元荒”的流动性紧张。美联储9月18日再向美国银行系统注入750亿美元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市场秩序。此前在银行间拆借市场出现流动性极度紧缺,一度推动美联储的指标利率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升越目标区间。这让人感觉到或证实了市场的部分疑虑,即美联储无法控制其目标政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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