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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松年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于1954 年起,陆续制定了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组织法,并经多次修改。但仍存在诸多缺失,导致一些机构设置缺乏法律依据,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同时,对已有规定,实践中常有背逆。必须检视行政机构组建和活动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完善中央及地方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组织法制,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的需要。

王伟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部民商经济法室主任、教授

失信惩戒并非精准的法律概念,必须运用法律技术对其进行类型化分析和界定。在市场性惩戒、行业性惩戒、社会性惩戒、行政性惩戒、司法性惩戒等惩戒机制中,来自公权力的惩戒是信用法治的重点。行政性惩戒措施并非都属于限权性措施。限权性的行政“黑名单”措施本质上属于行政处罚,但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我国未来制定社会信用法时,应当对失信惩戒进行类型化规制,并以行政性惩戒为重点,对失信行为的构成要件、惩戒措施和程序、信用修复机制等问题进行法律规制。

冯珏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意志、理性均源于人类心灵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得为人类确立道德法则成为可能。而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弱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显然不具备人类心灵的能力。不能基于这种人工的“智能”,就认为智能机器(人)可以与自然人比肩而成为法律中的人。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经济观察报首席经济学家

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一季度的全面好转只是暂时的,主要得益于财政提前发力、减税前抢生产开票、加关税前抢出口等短期效应,经济内生性企稳的乐观预期并没有得到验证,长期结构性压力加剧,经济依旧承压。但从尾部风险来看,中国经济仍有周期性力量提供缓冲,经济下行幅度不会太大。而且在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的背景下,国内政策可能迎来重要的喘息窗口,应该把握好这难得的窗口期,深化结构性改革重塑发展动力,成功实现化“危”为“机”。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发动机。第一个是生产率的提升,同样的投入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第二个是与生产率提升相匹配的名义购买力提升,也就是名义金融资产的增加。过去经济增长理论当中主要关注前者,不关心后者,不讲信贷,认为信贷只是在短期内的波动问题。实践中有些国家在长时间内面临广义信贷的不足,由此带来了持续的购买力不足和物价低迷,这对经济增长不是短期的影响,而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影响。因此,把金融要素纳入增长理论是很有必要的。

汤铎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副主任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0.6%。CPI增幅创15个月以来新高,其中猪肉和蔬果价格高企对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引发各方担忧。然而,无论是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还是从CPI上涨的具体结构来看,通胀都不是近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

郭冠男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蒋同明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国内处副处长

负面清单不仅是一张单子,更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通过列出否定式清单不仅明确哪些事项在市场准入时被禁止或受到条件限制,更重要的是明确了清单外领域,各类市场主体皆可平等自由进入,也就是说负面清单制度的核心机制是实现“非禁即入”,这是隐含在清单背后的。

路红艳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梁 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加强,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当前,全球供应链体系已经形成,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对此,我们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构建我国企业占据重要地位的全球供应链分工网络,提高我国全球供应链安全水平和参与全球供应链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打造竞争新优势。

冯婷

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社会学文化学部副主任,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单独或与人合作出版《社区与社团:国家、市场与个人之间》《先进文化: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人文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社会学概论》等专著、教材多部

目前有些有关乡村振兴的观念是值得商榷的,包括怀旧情感支配下的乡村振兴观以及在所谓“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观念下的乡村振兴观。城市文明时代的乡村振兴首先并必然是(即使不完全是)一个使乡村参与并共享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文明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乡村产业、乡村社会和空间组合以及作为乡村社会之主体的农民本身等各方面的转变。为了这个转变顺利而良性地展开,政府、市场和社会必须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黄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公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治理思想之一。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社会压力推动政府关注着公正的不同领域: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通过教育和生产权利改革实现了起点公正;从1992 年到2012 年,中国逐渐开始重视经济增长背后的结果公正;在2012年以后,中国通过反腐败触及了最关键的程序公正。对公正的针对性回应吸纳了社会压力,造就了中国政治稳定的奇迹;而三种公正思想的不同实践顺序,也提供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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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近公布的一系列宏观数据来看,中国经济随着从去年年底实施的一系列宏观政策效果的逐渐消退,又呈现出回调的趋势。这也表明了中国经济的新的内生动力仍然较弱,同时支持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也在熄火。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此前预期的要严重,恐怕要做好形势转坏的打算。除了国内问题,外部环境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对今年的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提高警戒。
全球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交易,只不过有的时候交易的是利益,然而在一些特殊的时刻或是节点,整体利益格局和秩序可能会被置于次要位置,这个时候政治交易的就是公众情绪和公众情感。互联网时代的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政治很多时候都与利益相关,可一旦利益的格局和秩序出现裂痕的时候,政治的利益基础就会失稳,这种时候更有效的是正确的公关策略。
人民银行将于6月26日在香港发行200亿元1个月期和100亿元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此前,人民银行已三次在港发行人民币央票。与前三次相比,本月即将发行的人民币央票期限缩短,且发行量增加。分析人士认为,缩短期限,可在有效调节短期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的同时,不至于对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总量造成持久的影响。
当地时间6月1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健康状况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默克尔总理的健康状况是个敏感问题,德国是欧洲的核心国家,也是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德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是构建“1+3”经贸格局的重要支撑。如果默克尔因健康状况而退出,不仅会对欧洲及美欧博弈造成显著的影响,还会对中德合作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国际房地产服务商戴德梁行6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美贸易战影响,来自中国内地的资金持续紧缩,自去年第三季以来,成交额10亿港元以上的大额物业成交中,中资占比为零;同时香港本地投资者也采取持平态度。与此同时,包括主权基金等在内的机构投资者趋于活跃,积极在港寻找写字楼的投资机会。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部分中小银行和非银机构流动性面临一定压力,但市场整体流动性合理充裕。全球多个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宽松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整创造了空间。下一步,稳健的货币政策将会确保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并凸显结构性特征,边际定向宽松的可能性或高于全面宽松。未来,针对部分银行的定向降准仍有一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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