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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白智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刘娟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当下正在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其实质意义在于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进行较为全面的修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主要表现为双重的组织结构、价值结构、效率结构等特征,它在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国家治理的问题。展望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既是为了实现党的十九大设定的国家目标而进行的改革路径选择,也是为了攻克国家治理课题而进行的国家治理机制改革,更是国家治理结构的一种范式转换。

何艳玲

中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钱蕾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与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公共服务低效供给相比,中国公共服务供给呈现出更多分割、隔离和繁琐特征,并形成比较严重的碎片化现状。已有研究将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归因于部门利益,但对于部门利益的内涵、形成机制和运行过程鲜有回答。基于总体性体制下的部门竞争模型发现,部门利益的内核是部门对上级政府的代表性竞争,这表现为代表性实现、代表性维持和代表性保护三个维度,这一过程最终外化为公共服务碎片化结果。

徐清泉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破解青少年与网络游戏之间形成的成瘾成迷矛盾困局,理应是“举全社会之力”协调推进的长期性系统工程。应当合力构建起社会教育文化综合治理与企业产业创新发展多主体协调联动的新格局,要推动企业产业相关文化生产主体与乡村社会教育文化主体实施供需对接。

张占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一级教授

近日,一些人担心2018年中国经济下半场乏力,对于这种情况要引起高度重视。7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连用了六个“稳”字布局下半年经济工作,其中就包括“稳预期”,就是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打消市场的焦虑情绪,理性判断我国经济未来走向,推动人们对经济形势的主观反映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轨迹协调同步。

郑志刚

国资无论“投资平台”和“经营实体”控股,均强调控制权的占有。这不仅表现在几乎所有公司超额委派董事,而且很大比例的公司委派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于出资比例所体现的责任与委派董事所产生的对董事会决策实际影响所体现的权力的“分离”和“不对称”,超额委派董事将形成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负外部性”。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有历史的经验,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增长下行,但通过农村联产承包土地改革,推动上去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是下行的,最后邓小平的改革又推上去了。90年代的改革大家都知道。20世纪末经济增长速度最低下到6%,又通过加入WTO反向倒逼改革又推上去了。所以,每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扭转为上行,一定是大力度的改革;每一项改革的边际动能是递减的,不会一劳永逸。我们这次如果想把速度从下行逆势推向上行,没有突破性改革根本不可能。

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增加与民生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是我国个税法第七次大修的最大亮点,也是政府在合理减税、完善税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此次专项附加扣除还未惠及到的那部分个税免征人群,也会逐渐受到政策的关注,如可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负税率”制度(不仅不用纳税,还能在专项和劳动所得方面获得国家补贴和鼓励)等方式,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最终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宪法学的重要使命是为社会发展与进步提供理论支撑与知识储备。特别是在社会转型与改革时期,宪法学承载着塑造价值、建构规范、凝聚共识、诠释实践命题的责任与期待。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宪法学者们以其学术的责任感,探讨改革的宪法逻辑,努力形成面向实践的学术范畴,强化理论对实践问题的解释力,体现了宪法学的学术立场与专业精神。

范子英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与降税相比,此次的专项附加扣除对个税税制的意义更大,至少为今后进一步迈向更合理的税制做了很大的突破。从目前的专项附加扣除方案来看,操作的简便性是第一考虑,实际的收入调节作用被放在了次要位置。六项附加扣除中,大多数采用了定额扣除方式,这实际上等价于变相的“起征点”,没有完全体现“扣除”的应有之义。

宋立民

清华大学教授

在“未来时间区段”,多数人将涌入能提供工作岗位和高效率的城市。城市化率将不断攀升,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遍布全世界。由于机器人的介入,传统工作岗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将主要由智能机器人承担,人类的工作大多在服务业(第三产业)和新增加的哲学工作(与其他平行世界的交往,探知灵魂)、艺术工作、消费工作(带薪旅游、带薪娱乐与带薪消费成为工作的一种新方式)等,这些新增的工作机会可能被称为“第四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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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国进民退”的分歧很大,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里,存在着两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类经济部门从原理上看根本无法互相竞争,一类是管人、管事为主的,一类是搞商品生产为主的,但现在却必须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拿资金、拿项目。这种依附走到极端,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国有化。
习近平主席10月20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外媒认为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对外合作形成“孤立”,而目前已有迹象显现。有报道称,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进程的缓慢,导致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给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阻力。而加拿大与中国在2016年便同意开始的自贸协定试探性协商,至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检验了欧洲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作为有经济差距的国家联盟,相比于单一的大国(如美国),其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危机震出了欧盟的“原形”。而目前欧洲银行系统超过8000亿欧元的坏账则是一种风险信号。面对全球贸易战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其退出宽松政策很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0月21日表示,对修改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目前考虑两种修改方法:一种是根据1988年贸易法案对汇率操纵的广泛定义来认定汇率操纵国;另一个方法是改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门槛降低,这样就更容易挥舞汇率制裁的大棒。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不过,中国为第三期工程融资时,则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中企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在中非论坛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在非洲投资和放贷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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