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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朱鹤

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李昕达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硕士生

判断未来政策走向的关键不在于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的积极模式。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通过减税降低财政收入,间接促进居民消费和企业复苏。二是通过增加基建投资,直接增加短期总需求。如果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向是聚焦于大范围、实质性的减税,企业得以借此机会修复资产负债表,对“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有显著意义。如果积极财政的方向是聚焦于在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那么短期内有助于“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但这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同时还会面临基建投资效率较低等诸多考验。

樊纲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我们要搞清楚混改的方向。我们最近发现出现了很多叫逆混改的现象,比如一个国企的公司出了100亿的资产,一个非国有企业出了30亿资产,2个一合并搞了130资产的合股公司,混改了。我觉得像这种改革不符合十八大、十九大的方向,要增加而不是减少,加强而不是削弱非国有因素所起的作用。

罗翔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明确的法律才能保障公民的合理预期,而这是自由的关键。当法律模棱两可,人们无法预知行为后果,司法者适用法律,任凭主观好恶随意解释,那任何人甚至包括司法者自己的自由也都岌岌可危了。

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社会平等、维护社会稳定与保护生态环境,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基准。不需要其他底线,有这几个基准就够了。中国根本不是缺地的问题,只是没有认真研究,老的观念在脑子里根深蒂固,再加上比较僵化的观点的支持,可能导致土地制度改革缩手缩脚,不能向前推进。

傅成玉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

国企改革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要体现在去行政化,把公司法规定的权力还给董事会,把董事会做实。按市场竞争要求建立市场化的决策、运营,激励约束等管理机制是搞活国企,增强企业竞争能力最基础的,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改革形式和内容。国企的第一功能和职责是创造物质财富发展生产力。要由懂政治的企业家管理国有企业。改变用政府官员的要求和标准配备国企主要领导干部。

张维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西方从15和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最后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其实是思想市场的产物。而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跟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就在于思想市场的差异。简单来说,西方出现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其基本特点是,多中心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并存。相反,中国的思想市场却经常受到太多的约束和干预。

李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晓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国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在“放管服”改革中,简政放权“简”字当头,作为先手棋、当头炮,极大提高了市场准入便利化程度,实行“宽进”取得显著成效。全国市场主体总量迈入“亿户时代”之后,加强事中事后“严管”已经成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重头戏,要从以往的“重审批轻监管”真正转变为“宽进入严监管”。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发展、基层政府体制改革和乡村治理研究

吴侗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执政党所秉持的改革创新意识形态以及地方政府所主张的发展型地方主义,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激励;我国适度分权的央地关系、富有技艺的弹性制度化以及社会转型的矛盾倒逼,为我国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政治机会;社会力量的日益崛起及其不断增长的诉求和期待,对地方政府创新形成了外在推动力;地方政府创新行为及其所发挥的实际效用,增强了地方政府的绩效合法性。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财政收支机制与安排要在五位一体的框架下,全面体现国家治理意图。财税体制改革要把创造机会均等、维护社会正义,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既加快财税自身的改革,又积极支持配合相关改革,着重建立机制、促进包容,使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服务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顶层设计与部署。

聂平平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李帅帅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战略目标的提出,法治化在地方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地方法治政府建设也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民众的诉求能够充分反映出地方政府行政过程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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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大格局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之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寻求新的突破,以有效扩大内部市场。安邦咨询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建设“成武轴心”,即连接长江中游地区(也是中国心脏地带)的两个重要节点城市——成都和武汉,两者组成一个发展轴心,即“成武轴心”。现在国内在战略目标上大都已经明确,关键是要在改革的基础上,放手让地方一搏,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认为,外资撤离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形成釜底抽薪的冲击,特别是当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会形成叠加效应时,这种冲击会更大。稳定在华外资企业特别重要。外资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已不是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初级”问题了,而是涉及到竞争环境、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高级”问题。这也反过来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商务部8月16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个时候,中美再度进行谈判引人注目。中美两国都应该看大处,而不是看小处。中国可能尤其是需要从大处把握中美贸易谈判。
在经历连续下跌后,8月16日美东时间中午11点左右,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收复6.86关口,涨幅扩大至1.3%,刷新日高至6.8541元,亚太盘初一度走软至6.9491元,代表日内大涨950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有望创下2017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除了国内银行干预外,刺激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因素之一是中美重开贸易谈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对于近期焦虑的市场来说,是一大利好。
8月15日晚间,证监会进一步放开了外国人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权限,决定从9月15日起,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在境外工作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都可以开立A股证券账户参与交易。但现在开放外国人炒A股,还有一些问题:一是人民币下跌,股市下跌,有多少外国人愿意马上炒A股?二是,我们需要通过开放政策吸引一批“洋散户”吗?三是不要期待放开政策马上会见效。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称,联想集团发展遇到困难,非常“庆幸”在2001年对业务进行拆分,建立了投资集团联想控股。柳传志说,“联想控股保证了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同时分散了联想集团业绩下滑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联想品牌可以延续的基础”。这意味着,联想品牌的延续,将不会以联想集团作为承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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