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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袁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

大变革时代不进则退,不改革大家都不会有出路,顽冥不化坚持原教旨抗拒改革,不仅会拖历史前进的后腿,甚至可能重新引发乱局,给中华民族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中国实行的不是西方那样的选举制度来产生领导人,而是先选拔、后选举的制度,就是先通过一套很复杂的机制和程序来选拔一批优秀干部,然后交由党中央委员投票选举选出领导集体。就是这个选拔制度,是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所最看不懂的地方。但正是这个看不明白的地方,是中共作为执政党成熟的体现。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关系中,政治认知力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性指标,它保障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方向性,避免一个大国犯颠覆性的错误。政治认知力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对政治制度决定性作用的认知程度,“飞来峰”式的政治制度,必然导致无效治理甚或国家失败;而根植于本土的政治制度,具有民族精神的支撑和文化传统的滋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于水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与政策、公共危机管理、行政体制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等,著有《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等

徐亚清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姜凯宜

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革命和建国初期,信访属于 “动员”治理模式,实现了动员与民众诉求的平衡。“改革—稳定”语境中,信访话语尽管延续了反映意见、联系群众和调查实情的传统,却面临转向中的断裂问题,即“动员”话语消失之后难以在法治建设中定位自身价值。纵观历史,信访话语转向之关键在于构建契合改革语境的治理模式。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信访制度在当前社会矛盾复杂多样、仅靠法院难以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可以给弱势群体以权利救济,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正是因为信访制度能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却不能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信访制度运转中的一种均衡。理解这种均衡是理解信访制度运作的关键。

林毅夫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资深讲席教授、名誉院长

9月19日晚,《守正创新,引领未来:讲述》国家发展研究院专场活动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林毅夫教授在活动中以《中国的担当——新结构经济学分享》为题发表演讲。以下为林毅夫教授演讲全文。

张佳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葛延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建立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是良好医药卫生制度的重要制度基础。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将“分级诊疗制度”列在五项需要重点突破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的首位。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分级诊疗,相关配套措施陆续出台,各地也在积极探索,不少地区的典型做法值得肯定,为分级诊疗工作的全面推进提供了宝贵经验,但从全国范围看整体成效有限。良好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是多方面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制度、患者就医行为等密切相关,必须多角度发力、统筹推进。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他们都把高中理解为普通高中,而把中职、技校、职高排除在高中之外。也就是说,他们理解的高中入学率,并非国家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所统计的高中入学率,而是普通高中入学率。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那么多人会认同罗斯高先生的演讲了。虽然罗斯高先生谈的高中是包括中职、技校的,可公众自动将其理解为普通高中。而按照普通高中的概念,我国全国的普通高中入学率(适龄学生有多少进入普通高中)2016年约为52%,农村普通高中入学率大概35%左右,这正和“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也没上过”对上。

郭艳

西安财经学院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政治工程与政治实践,法治是让治理更有水平的基础,所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求是法治精神,它既是治理者在治理过程中应遵循的考量模式,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追求的理想状态。

甄小英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中央党校党建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反腐败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农村基层“小微权力”的滥用产生了种种腐败,直接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其所涉及的面广、人多,如不进行有效治理,不仅会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恶化政治生态,而且还会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破坏基层社会稳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也会大大降低农村广大群众对反腐败成就的认可度和生活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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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重新强调企业家作用,提出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要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贡献。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的发展从“破”到“立”,要“立”好,核心是发展经济。中央重新强调企业家群体,这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战前动员。
标普对中国市场的评级“炸弹”开始连续引爆。9月25日,标普再度出手,下调了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21家央企和基建实体的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称,21家企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获得中央政府特别支持的可能性极高,使其信用评级跟随中国主权评级变动。标普比穆迪出手更快,下手也更“狠”。
9月欧元区经济持续向好,欧元区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步估算达到56.7,为四个月以来最高点。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预期将达到两年来最高水平。欧洲央行已将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2%,同时可能在10月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有市场研究机构认为,欧元区经济已达到“爆发”程度。
在保险业被认为滥用监管权和审批权的背景下,保险监管的公信力急需重塑。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今后保险业绝不允许再出现所谓“特殊公司”。保险监管面临的问题在证券市场和银行市场同样存在,原因在于监管者混淆了基本定位,监管者成了市场发展的推动者,结果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利益输送。
穆迪、标普先后下调中国评级,加剧了市场对中国债务的担忧。不过,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相比于今年第一季度末债务与GDP之比的269%,第二季度末的比值为268%,终结了超过五年来借款稳步增加的趋势。尽管下探幅度较小,但第二季度的债务下降值得注意。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的肯定,说明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是对的。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消费金融迅猛增长,从2013年到2016年,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从60亿猛增到4367.1亿,爆发式增长70倍,年复合增长率达317%!但行业风险如信贷不良率、资金成本风险、多头借贷等风险逐渐暴露。初步估计,消费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也因风险暴露而亟需纳入强监管,这将加速整个行业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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