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倪鹏飞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长三角一体化有多个从长期到短期的意义。从长期来看，一体化的长三角是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并走向舞台中心的主要平台，一体化的长三角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柱石。从短期来看，长三角一体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关键作用。从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来看，虽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机遇大于挑战，红利大于风险。但是，仍有必要吸取国际上一体化的经验教训，少走一些弯路，确保长三角一体化能够更好、更平稳地向前发展。
刘哲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优化营商环境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无论是城市竞争力的提升，还是产业发展的转型，都不再是简单拼政策优惠、拼资源储备、拼成本低廉的阶段，之后更多的要靠营商环境的吸引力。营商环境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是经济和产业转型的新要求，需要将营商环境推向纵深，切实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
孙南翔
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7月11日，法国参议院通过数字税法案，将由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后执行，全球首部数字税法将落地实施。英国在2018年底也发布了数字服务税通知，将于2020年4月1日起开征数字税。互联网企业公平缴税是全球性的议题，数字税制度的根本问题不是互联网企业是否应缴税，而是征税规则如何与商业模式创新相接轨，并且实现国际税基的合理分配。因此，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保证数字税收的类型公平、代际公平、国际公平。
刘立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稳投资是下半年稳增长的核心内容。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稳定制造业投资，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稳定制造业投资，加大市政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基本目标就是要实现下半年投资的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实现体制机制创新。
唐世平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制度经济学,著有《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冷战后近邻国家的对华政策研究》等
在构建相对完善的关于国际秩序的定义和评估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自1800年以来重大的国际秩序变迁案例,可提供如下可能的中国选项,即中国仍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只要认定任何国家都无法真正从外部阻挡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国内的改革和开放的话,中国需要做的就是沉着冷静,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治理好自己,尽可能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推进国际秩序的稳步改进,从而造福世界。
杨伟民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既要按产业或领域实行自上而下的纵向治理，也要有不同空间单元的空间治理。高质量发展，既要有产业的高质量，也要有空间的高质量。空间治理不同于现有的对地方事务的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是在国家基本制度和大政方针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空间的主体功能定位，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以及各项工作精准落地的治理模式。
夏立平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董珊珊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主要原因包括中美两国之间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中美战略文化的巨大差异。中美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主要领域和特征包括：双方经贸摩擦将长期化，在安全领域既竞争又合作将常态化，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可能增多，在人权问题上的争议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上升。但是，中美关系的三根支柱决定了两国不会陷入像美苏之间那样的“冷战”，也不会完全脱钩。在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重构过程，需要稳步推进并最终实现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马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伴随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能力缺失等因素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尽管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不断增加，然而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和议价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国还要坚持并享受与自身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铁锴
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通过非农户宅基地使用权的有限放开, 从政策上鼓励、引导和保障乡贤回归广大农村, 实现乡村人力与人才资源的逐渐增长, 不仅具有理论逻辑的自洽性, 而且具有现实的可欲性和实践的可行性, 对推进中国农村发展意义重大。在中央明确适度放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指引下, 地方基层政府应该突破现有政策的阻止, 策略性地设计和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有序地推进和实施全面深化改革的线路图, 为中国的乡村振兴积极做出应有的贡献。
邓大才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教授
农村基层治理单元的设置是一个大问题，既要考虑村民自治，又要考虑行政效率，而且还要考虑两者之间的均衡。基层治理单元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二是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在具体的设置方面需要考虑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如果经济发达，可以通过行政自治取代社会自治；如果经济欠发达，行政单元与自治单元可以分设；如果自治传统相当浓厚，可以保留自治单元；如果行政单元与自治单元重合，两者可以合并设置，但是两者的功能不能互相取代。
高静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武彤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志章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网络正以强大的推力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思想变革和观念更新。实践也证明，深度贫困地区要扶贫济困，就必须网络先行。要打好当前的精准脱贫攻坚收官之战和做好2020年后国家减贫战略，更需网络助攻和持续发力。而要实施好网络扶贫助攻，就必须精心做好路径设计。
刘尚希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财政金融协同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政策的协同，形成各种政策方案组合；另一个是改革的协同，形成改革方案的组合。财政金融的协同需要二者结合，且目标应转向公共风险管理，同时改变金融部门的运作模式，强化“政策研发”，减少“政策生产”，提高“政策产品”的质量。但在现实中，站在部门的角度来看待财政与金融似乎形成了一种习惯。我觉得应当把它融合起来，要超越部门思维。
田成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如今，地方立法迎来了繁荣发展时期，同时，“有限立法权”也受到了“可以立什么”，“应该怎么立”的困境与挑战。地方立法不应刻意追求法规体系的完整，简易体例，有几条定几条，多做细化、量化、具体化的规定，重在解决实际问题，突出地方立法的特点，既不可照搬照抄上位法，又尽量减少法规中的“号召性”、“倡导性”一类的条款，只要管用，只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不妨“有几条就立几条”。
侯海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系博士研究生
倪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挑战美国权力，威胁美国利益，破坏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018年8月，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强调对华长期竞争战略是美国的第一要务，明确要求制定对华“全政府”战略。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一年多来，美国挑起以“贸易战”为主导的一系列对华打压政策，对华强硬俨然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与此同时，“全政府”对华战略已经跨越政府部门，向着更深更广的“全社会”方向蔓延，逐渐形成了横向和纵向的战略互动与协同。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唐军
金融工程首席分析师
最后这3000亿商品的关税威胁只是强弩之末，其对中国的伤害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对美国自身的伤害则会更加明显。这3000亿里面包含很多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中占据大比例份额和具有绝对优势的品类，如纺织服装、钢铁等，美国几乎很难找到替代方。因此，对最后3000亿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政府将面临国内前所未有的反对声。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经济面临负面冲击的时候，市场自发供求力量驱使下的货币贬值通过多个机制提振经济。一是降低以外币计价的出口品价格，增加出口；二是提高以本币计价的进口品价格，增加进口替代；三是提升贸易品价格，进而传导至整个工业品价格提升，改善工业品部门的盈利和投资生产状况。市场供求驱动的货币贬值，自发地平衡了外汇市场供求，货币政策无需卖出外汇以维持既定汇率水平，货币政策保持了相对独立性，为提升国内宏观经济留下了政策空间。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