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云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未来15—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增长仍将保持平均每年0.8—1.0个百分点的较高速度。依此速度，未来每年的新增城镇人口约在1200万左右，这会对城市各类资源的承载力提出更高要求。根据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提出的城镇化“S”型曲线理论，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后半程，增速逐渐放缓，不论是宏观政策还是学术研究都认为下一步的城镇化发展要质量和速度并重，做到水平和质量双提升。
王永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将趋于长期化、反复化和尖锐化。但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型步伐的加快，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显著增强，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急剧下降。总体上看，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有限、可控的。中国应妥善理性应对，积极出台政策措施缓解甚至消除经贸摩擦对国内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坚定不移地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促进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协调、持续和稳定发展。
胡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自古以来，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大致存在着两种伦理取向，一种是以公共秩序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取向，另一种是以公共利益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取向。前者强调秩序，后者强调正义。从中国古代行政管理、科举制度时期的行政管理到民主化浪潮冲击之下的行政管理，这三种类型的行政管理都是把秩序作为价值诉求的。大数据技术能否最终成为公共管理跳出秩序与正义陷阱的动力，取决于人类对技术的驾驭能力。
何文盛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姜雅婷
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唐序康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政府绩效，精简行政审批事项有利于降低政府规模，但长期看精简事项对政府绩效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政务服务中心则成为有效促进政府透明，提升政府管理效益的重要途径。由此，应逐渐改变将精简行政审批事项这一“量”的层面作为改革焦点的传统理念，健全和完善约束机制和参与机制，从“质”的层面将改革推向纵深。
宁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顾昕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文基于2002—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了两个貌似矛盾的现象：第一，医院密度的提高确有降费之效；第二，市场集中度提高(即大医院的兴起)也有降费之效。第一个现象确证了竞争降费命题，而第二个现象表面上看与竞争降费命题相悖，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医院兴起的降费之效，是由一系列结构和制度性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测，在现阶段，中国新医改中两项貌似方向相反的举措，即提升供方竞争强度和推进医联体建设，都能产生一定的控费之效。
汪德华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按照官方估计，减税降费总规模将达2万亿左右，预计约占2019年GDP的2%。如此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确实是在中国财税史上首次出现。它扭转了以往过于重视增加基建支出的取向，标志着减税降费开始成为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实现大规模减税降费下的财政平衡，重视征管力度不平衡背景下减税降费的结构性影响，将是实现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政策目标的关键因素。
时红秀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根本上还是要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为中国城镇化提供融资的制度保障。可是20多年来我国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控更多地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在此背景下问题演变为，要解决地方债务风险问题，究竟是从相机抉择的政策工具，还是从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着手？如果不清楚这一点，往往会困惑于一些权益性措施总是影响体制改革的深化。
滕建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兼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著有《美国防扩散与反扩散政策研究》,并有《普遍履约——全新的核安全战略》《恐怖武器——让世界摆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多部译著
美国“脱钩论”者希望切断中美建交40年来所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两国关系发生“质变”。但现实看，这只能是美国保守势力的扭曲想法，因为“脱钩”不仅会对中国，而且会对美国带来同样巨大的损害。从目前情况看，“脱钩”并没有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主导政策。
高兰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近年来，美国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关于印太地区的政策讨论从概念设计逐步走向战略层面，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确立了印太战略。其中日本起到了极大的引导作用。印太战略在美日共同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了双重模糊、双重确保与双重牵制等三个特征，对日美同盟产生了复合影响，显示出张力与合力的互动。与亚太战略相比，打造庞大的印太战略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与代价，印太国家正在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
周学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当前，美国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的锋芒也在渐露：从原有的丹东银行、昆仑银行，到2019年6月传闻不配合美国调查的三家商业银行，以及8月6日美国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美国金融制裁的现实及潜在威胁正在上升。不过，由于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体量巨大、国际关联度极高，美国难以对中国实施与伊朗、俄罗斯相同量级的金融制裁，较大可能止步于对大型银行的罚款、以及对中型银行切断交易等低烈度制裁。既便如此，中国仍应未雨绸缪，为应对金融制裁做好充分的、最坏的准备。
张承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对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的一个应对之策就是加快对外开放。如果说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承诺的金融开放是改革开放第一次重大的制度性的开放，这一次开放是入世十八年来又一次重大的制度性、系统性的开放。这次开放，对中国金融系统和金融市场既有挑战又有机遇。
王皓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姬鹏程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落脚点在于结合，即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有机结合、服务功能有效衔接，目标是集“医”、“护”、“养”为一体，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其发展的核心内容是“软硬并举”，即需要在医疗与养老服务机构设置与设备增添等“硬件”上面，也需要在医疗与养老服务水平和质量“软件”上面下功夫。
易行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从长期看，可支配收入与财富的可持续增长是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根本因素。近几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开始提升，但是依然不到4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不但要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入手，从长期看更要从供给侧入手。在短期和中期内，通过减税降费和提高转移支付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从长期看，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打破产品和服务市场垄断，在动态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
席月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如何对数据进行合理赋权，在理论上仍存在不少争议。但信息秩序建立与维护需要立法跟进，需要对数据的采集、储存、利用、流动等作出统一规定，建立通行的数据使用和分享规则。数据企业应深刻认识数据保护的国际立法趋势，采取切实有效的数据保护措施，平衡好企业数据权益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防患于未然。
杜运苏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
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部挑战因素明显增多的情况下，需要调整政策尽快建立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高对发展中国家开放；二是加快落实新版外资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行业准入；三是支持中西部自贸试验区创新，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四是依托中国产业竞争优势，积极引导企业对外投资；五是扩大进口，逐步实现进出口平衡；六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大对民营企业开放力度。
杨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地区战略、极地和网络战略等,著有《北极治理新论》《数字边疆的权力和财富》等
张明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制度性收益是通过制度调节或变迁获得的收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而获得的主要制度性收益包括：在区域治理和领域治理中，来自中国的制度方案增加；中国倡导的机制性安排的增加促使一些区域发展问题和挑战得到较好应对；中国与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互动因为这些制度的存在和完善而更加顺畅；中国相关实体借此可以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更广泛领域获得更加持久稳固的制度保障等。“一带一路”建设所形成的制度和合作机制具有动态性、实践引导性和情景针对性等特点，这些都是体现制度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