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沈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面对传统与变革，我们需要着力完成行政法学的三大学术任务和挑战：一则，更加成熟的体系化，即全面实现行政法学概念、原理、教义等的逻辑关联性、融贯性、统一性和整体性；二则，接地气的本土化，即在中国行政法的规则、制度、判例等经验基础上成就自己的体系；三则，超越传统法学的局限，即突破以法官适法为导向的行政法学传统体系格局，回应行政法制度层面促进行政目标、任务高效实现的需求。这三大任务相互交织、彼此影响。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研究员
学院体制的知识生产和传授，本身具有过度精英主义和学科规训的保守性，需要接受反映时代变迁的外部力量的激发而保持变革的活力。如果传统教育体制的垄断终将结束，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更开放的象牙塔。这意味着学院体制将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将此转化为自身变革的动力。这也要求一部分心怀伦理与社会关怀、学术训练良好的教师走出象牙塔，进入并改良新兴的知识市场。
汤铎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持续低通胀，我国总需求偏弱的环境下，防范通货膨胀并非当务之急。长期看，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就业和通胀之间的折衷，转变为更广泛的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之间的折衷。在当下实体经济相对稳定的形势下，政策重点还是要放在金融风险的化解和防范上。如果一定要对目前的通胀状况有所动作，那么最好的应对就是未雨绸缪，做好预期管理。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中国民企融资“贵”与融资“难”伴生，其关键原因在于供给侧中介成本的高企和固化。尽管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长期以来的全球普遍问题，但民营企业融资“贵”在中国却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在资本有效供给低于其有效需求，而这自然也会推高资金价格，带来硬币另一面的融资之“贵”。
张春霖
世界银行私营部门发展主任专家
庞大的国有经济是中国经济一个广为人知的特色。2017年国有企业在中国GDP中的份额应为23%-28%，在就业中的份额在5%-16%。在销售额大于2000万元的规上工业（采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企业的资产总额中，国有企业占39%，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23%，在从业人员总数中占18%。
綦鲁明
博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初奕剑
中国海洋大学
地下管网是城市的“生命线”，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城市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我国一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水平相对滞后，已无法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十四五”期间，我国需着力加大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建成更加高效、安全、可靠、绿色和智能的地下管网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许英明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
2018年以来，特别是2019年各大电商平台“6·18”的亮眼表现，包括广大农村的下沉市场价值凸显。这既缘于长尾地带互联网覆盖率的提高和移动互联网的持续下沉，也缘于低线城市的消费升级和政府政策的积极引导，更缘于电商平台迎合并满足了下沉市场需求。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增长6.6%和8.4%，增速分别比城镇居民高1个百分点和3.8个百分点，这显示下沉市场消费升级明显。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扭转了人民币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单边贬值的趋势，人民币由弱转强。1994年汇改之后，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以是中国开始建立浮动汇率制度的重要一步。本阶段人民币汇率的一个特点是硬盯住美元，长期被维持在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的水平上，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随美元有效汇率指数（名义与真实）同步波动。
张铭慎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尽管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一直在稳步开展，但主要进程发生于消费/应用端，而非生产/物理端。对比中国和韩国的数字化发展，可以发现中国仅在贸易和消费方面有显著优势，在制造过程的数字化方面则远落后于韩国。未来数十年间，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将从消费/应用端向生产/物理端倾斜。中国的数字化可以成为一个契机，助力亚太地区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
周小川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曾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Libra等类似数字货币如果以货币组合作为准备金，肯定不会选不可兑换货币，否则，操作上有风险，比如服从外汇管制的风险等。如果Libra成功的话，对弱势货币、不可兑换货币、发展中国家货币将有替代作用。因此，这对人民币也是一个挑战。目前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要应对Libra的挑战，还是要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让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的一份子，并免受侵蚀与替代；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及逐渐扩大在SDR篮子中的比重，将涉及到很重要的政策选择。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汇率双轨制是经济转轨时期的过渡性安排，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只要货币的相对价格不止一种，就一直会存在无风险套利的空间，致使汇率均衡难以实现。外汇调剂市场不仅发挥了调剂外汇余缺的作用，还为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试验场。
郑新立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晰了今后一个时期完善所有制结构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向。布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使劳动者成为所有者。把无形资产列入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范围，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骨干带动作用。提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相结合的合作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
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多次变革，形成了人民公社、乡政村治和“三治”结合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然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机制，如压力型体制、运动式治理机制得以延续下来。当前，乡村治理实践面临国家与农民关系失衡、乡村治理内卷化和去政治化等挑战，构建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乡村治理问题的必由之路。
蒋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农村环境治理应体现“中和位育”的治理理念，充分发挥农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以及农村环境治理应回归乡村生活主体。只有发动农民参与环境治理，才能找到一条符合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特点的环境治理路径，保护农村环境的同时也能顾及农民生活的需要。在此基础上，理解农村环境内发性治理方式产生背后的社会逻辑，掌握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统一”目标实现的社会规律。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近年来对中国贴上“修正主义国家”“弱化甚至破坏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等等标签，似乎正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主要话语体系。作为守成大国，美国对于崛起大国的中国保持一定程度戒备和担心都可以理解，但美国在冷战后逐渐形成的在国际关系上的“知识单边主义”倾向，有让上述戒备过度放大，进而可能造成对华话语体系和对华政策更加僵硬化和趋对抗性的危险。
邹治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是一个深具战略思维和意识的国家，但客观地说，由于美国建国时间不太长，其在很短的发展崛起历史中也没有遭受过太多的羁绊、阻碍，美国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思维较弱，这导致美国精英阶层大都长于战略思维而短于历史思维。这就导致美国精英善于从战略层面认识事物，而缺乏从人类宏大历史的角度认知、把握事物。因此，美国应该多从历史角度看待问题，客观理性认识、对待中国的重新崛起。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