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光厚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刘人龙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研究生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东盟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现今中国与东盟间已形成稳固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安全方面,中国东盟互信程度显著提升，被誉为“睦邻友好”合作的典范；在经贸方面，中国与东盟都是彼此的重要贸易伙伴，合作内涵日益深化；在人文交流方面，中国与东盟间建立了多层次的合作机制，人员往来频次不断创出新高。深入分析中国东盟关系跨越式发展的动因，有助于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梁红
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汇率调整的风险在于渐进式的贬值（即“无锚”的持续贬值）触发市场贬值预期自我实现和资本加速流出，从而导致国内金融条件快速收紧和外储的大量损耗。但当下来看，本次汇率调整的时点较有“公信力”，市场有所预期。而且，人民币汇率并没有大幅偏离经济基本面，“7”更多只是一个心理点位，在汇率弹性加大的时候跨过这个整数关口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民币将出现连续大幅的贬值。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
采访者:范思立
在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前中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境外资本流入增加，外汇储备小幅增减；虽然人民币汇率出现一定程度波动，但人民币篮子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表现稳健。人民币合理贬值既顺应了市场供求关系变动的趋势，又与当前的市场预期相匹配；在当前维稳意愿较为明确的政策环境下，市场对贬值的节奏和幅度应该会有合理的预期和判断。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当穷人的机会被极大地压缩，扶贫者止步于“尊重穷人的选择”这个道德屏障就形同于把穷人推向深渊。一旦一个人陷入到恶性循环，事实上就很难将他拉出陷阱，但这不是扶贫者退让的理由，因为几乎没有人一开始就会选择沦落和落后，长期的沦落会让人逐渐形成与此相应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反过来又会加剧落后状况，这就是所谓的“福利破坏性循环”。真正的扶贫是要打破这个循环，核心任务是使穷人和富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扶贫人应该拿出不同于穷人生活和生计方式的方案去扶持他们。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国企分类改革的思路，如果它的产品性质是公共产品，行业性质是垄断的，那么就是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如果它的产品性质的是私人产品，行业性质是垄断，就应该国有国控；如果产品性质是私人产品，行业性质是竞争的，那么就应该实施产权多元化或非国有化。这样既能够有效保证以公有制为主的原则，又能够实现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目标，还能有效地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李扬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Libra对中国的挑战首先在支付领域，因为，在一个可以预见的长期内，Libra的用武之地仍将局限于支付领域。深入看，倘若我们进一步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要通过它来推行人民币国际化，Libra显然就形成了强大的障碍。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建立自身的基于数字货币的新型跨境支付体系，是保障我国金融安全、防范别国金融制裁的有效手段。中国应鼓励民营企业研发数字稳定币，并加速发展“单中心-多中心-无中心”相结合的分布式金融体系，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提升自身的发言权。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2018年12月获得第七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著有《中国土地政策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直面中国土地问题》等
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最伟大成就，是使中国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中国下一程的重要使命是完成从城乡中国到城市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解决好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是关键。在这一阶段，土地问题既不能用乡土中国的土地观来看待和处理，也不能沿袭单向城市化阶段的土地观来对待，需要在城乡中国架构下来审视。
郭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
杨弘业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作为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国家，我国的国有企业长期占据大量的信贷资源和政策支持，与之对应的是非国有企业长期面临着所有制歧视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政策干预。因此，消除所有制歧视和政策扭曲导致的金融资源错配，可以有效提升我国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投入产出比例、增加民营经济发展潜力。
王瑜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经济获得感是民众直接而综合的体会，通过电商参与的经济获得感效应评估及对结果可能的解释，有助于重新审视包括电商扶贫在内的更广泛的扶贫举措的现实效应。当前电商扶贫如火如荼，其对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效应，或与普遍的扶贫困境并无二致，需冷静思考如何破解较为普遍缺乏内生动力的根源性问题，着力提升贫困户的发展预期和纵向预期经济获得感。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制造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高质量发展必须落实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上来。如果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0版本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经济结构调整的话，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2.0版本就是要聚焦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国际形势多变的今天，发展高质量制造业、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未来30年，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制造业在其中必然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吴木銮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第三代财政联邦制需要在前两代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完善细则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由政府组成的等级制度，其权力范围应由宪法保障，并在立法时得到公民参与的支持。第二，权力和责任的分配应具有制度化的持久性，不能由中央政府单方面改变。为了避免滥用权力，中央政府应当被施加适当的、明确的限制。第三，地方政府应对其管辖范围内的经济具有主导权。第四，中央政府有权监督共同市场，并确保货物和要素在各地方之间流动。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我国财政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变革和创新都正向纵深推进，其最终目标都是通过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客观上必须有机地结合于全面改革的大配套之中，这在本质上有利于促进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但是，改革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阶段性的脱节、紊乱和矛盾，影响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为尽可能避免或减少这些问题，加强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必不可少、亟须优化。
成汉平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教授
郭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军事外交系讲师
自美国“印太战略”推出以来，一方面，中国与东盟之间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互信也在不断加强，它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中国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影响力不断扩大，包括东盟在内的周边各国的获得感与日俱增。然而，东盟加入中国朋友圈、南海局势重归平静被美方认为有损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并非其所乐见。美国所希望的就是通过正在实心化的“印太战略”来对冲中国的影响力，同时对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南海问题的解决形成干扰和阻碍。对此，我们应有一个清醒而充分的认识。
杨盼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殊昱 熊爱宗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失衡规模大幅下降，中国的经常账户失衡问题逐渐改善。然而，在全球失衡渐趋缓和的同时，失衡的政策协调压力却在上升，全球失衡再度成为2019年G20的核心议题。当下政策讨论中采取的经常账户合意值的外部失衡评议方法存在诸多问题，针对各国的失衡评估报告也存在不一致。继而，全球失衡的政策协调方式应有所转变，需统合流量失衡和存量失衡的相互作用机制，促进各国有序协调，防范因外部失衡无序下降或波动以及因外部失衡过度调整带来的全球经济、贸易和金融风险。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美股大跌后，8月5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此举，以及此前特朗普在8月1日意外宣布对中国3000亿美元出口加征额外关税可能表明美国政府并非真的希望很快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这样的话也将降低中国做出进一步让步的意愿。若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我们认为政府会进一步放松货币和财政政策。
梁红
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在制造业投资遇冷、房地产投资承压的背景下，我们发现二季度央企基建订单增速大幅提升，铁路同比增长23.1%、城轨地铁同比增长26.8%，更广义的基建整体同比增长15.3%，相比于一季度的同比负增长，趋势显著扭转。这是中央政府“加基建、稳增长”的效果显现，还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可以作为资本金之后的短期刺激效果，亦或是银行流动性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体现？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