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俏
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与非典时期相比，这次疫情对整个服务领域的影响是最大、最直接的。这段时间相对农林渔牧所属的第一产业来说，对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娱乐、出行这样一些需要线下进行的服务项目影响非常大，而这些行业加在一起对GDP的占比达到了36%左右。如果疫情的控制不是这么顺利，除了服务业之外，可能会影响到节后的返工返岗甚至返学，对制造业、建筑业所属的第二产业的影响也会逐渐呈现出来，进出口方面也会受到影响。
宋大昭
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发起人
利用野生动物的这套体系继承自前苏联，在刚建国百废待兴、经济亟待发展的年代，野生动物成为和木材、河流、矿产一样的自然资源，而把动物看作资源的惯性一直延续至今。《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指导思想是，保护依然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该法至今修改了4次，2016年修订的时候开始强调保护优先，但是由于利用的惯性太大，里面形成的利益关系早已错综复杂，以致于今时今日的法条依然无法规避管理漏洞，而这些漏洞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导致了本次疫情。
梁治平
法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兼职教授
《野生动物保护法》名为“保护”，实际却是一部“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法。法律规定的“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的”“方针”“原则”，无论是修订前的“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还是修订后的“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核心都是“利用”二字，而且主要是商业性的。眼下，《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已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那么，我们究竟要一部什么样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是一部仍旧以“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为核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是一部以生态保护为根本考量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丁学良
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的大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过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又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传染病大规模的流行对于人类文明有着非常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打击了他们的身体，也打击了他们的心灵。
赵明昊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特朗普政府不应对美国经济抱过于乐观的态度，它应看到，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上升。白宫需要更加审慎地评估疫情可能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中美双方应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尽早作出妥善安排，在商品采购等方面美国需要给予中方一定的灵活度。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应考虑对关税政策进行调整，在关税豁免等问题上采取积极举措，帮助美国企业和它们的在华供应商应对疫情带来的困难。
盘古智库
目前全国除湖北省外疫情已呈现基本趋缓态势。可以说，目前稳定疫情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疫情对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服务业，在短期内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因此，对疫情所造成的的经济影响进行科学评估从而精准施策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曹钟雄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当前，有些人把疫情影响片面地归结为超常规的城市化发展。如果顺着这种看法再推演，那么就是城市化所导致的。反观历史，不管是巴黎的鼠疫还是伦敦的瘟疫，并没有改变人类对城市的向往。实际上，此次疫情在城市的扩散不是城市化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城市化不足的问题，城市化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错的不是城市化，而是低质量发展的城市化，其实更贴切的说是“半城市化”所致。公共服务的不足、城市治理的不完善、应急物资储备的建设等方面的问题跟这种半城市化发展状态息息相关。
薛澜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本文通过对中国的现有社会状况的描述,全景地勾勒出目前我国危机形态的特点,并因循社会、组织到个人的逻辑过程,揭示社会转型期我国危机事件高频发生的潜在诱因,说明危机事件的常态性以及进行危机管理体系建设的紧迫性;最后,在解析我国现有的危机管理理念和系统设置的基础上,结合发达国家的危机管理经验提出建立我国危机管理体系、实现"危机管理常规化"的政策建议。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处
区域性或全球性的传染病事件除了对大众健康产生影响外，还会带来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后果，而这些影响往往未被考虑在风险或影响的评估中。随着国际旅游业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此类疫情事件所引起的经济冲击波将远远超出传统卫生部门的管辖范畴及病原体传播的原始地理范围。尽管私营部门仅仅是间接地受到这些疫情事件的影响，但它们是被忽视但十分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可向卫生体系提供关键信息、资源和重要伙伴，以对潜在的传染病事件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做出应对和准备。
李文峰
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岁末年初，九省通衢的武汉市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并随着春运大潮迅速蔓延到全国。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年第1号公告：经国务院批准，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从刑法角度讲，这一决定是非常必要的，及时唤醒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这个沉睡已久的罪名。
金锦萍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公众踊跃捐款恰恰表明他们想通过这一方式表达共同承担责任的意愿，是一种对于社会的担当。这份担当难能可贵，须得小心呵护。而也正是因为他们心系身处疫情中的人群，所以深为关切善款是否能够真正用于解决他们所认定的社会问题，或者帮助到他们所关注的特定人群。这份担当和关切，恰是我们幸运所在，也是这个社会依然让人充满希望的原因所在。
彭文生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疫情发生后口罩成为稀缺品，价格大幅上涨，甚至有价无市，为找到口罩人们各显神通，有机构因为不当截获口罩而受到处罚。这自然带来一些讨论，口罩价格上涨是否合理、口罩应该如何分配等问题，观点往往是针锋相对。疫情导致口罩的需求突然大幅上升，供求缺口很大，这是问题的根源，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不是那么清晰了。争议在于通过口罩价格上涨来调节供求是否合理，在多大程度上非市场手段干预是合理的，怎么干预。
孙明春
博海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在应对疫情冲击、面对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下，宏观决策部门一定要把困难估计足，切忌冒进，而是要实事求是，统筹兼顾，平衡各种风险与挑战。在宏观政策的选择上，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与信贷政策为辅。货币与信贷政策要避免全面放松，而是要“定向”增加投放，定向的目标同样是防控疫情和保障民生相关的领域，主要目的是尽可能维持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周转、保障职工的基本收入、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与服务品的供应、防止因为停产停工导致供应短缺、通货膨胀及大面积失业。
卢锋
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
目前疫情防控虽然取得显著成效，节后返程高潮对疫情影响仍有待观察，同时逐步恢复正常经济运行也成为越来越具有紧迫性的任务。应对疫情无疑需实施宏观逆周期调控政策。考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多方面特点，应对政策选择可考虑与结构性体制性改革措施相结合，借助危机压力突破一段时期以来推进改革障碍和困难，把短期抗击疫情冲击与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尽管“西方”被广泛用作北美和欧洲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以及规范性项目的简写，但 “西方”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不同传统的混合体，这一混合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于什么使西方团结在一起的问题，答案是直截了当的：致力于自由民主和人权，致力于市场经济，致力于国际机构中的国际合作。今天，西方的意义再次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我们正在见证：“西方”作为一个相对紧密的地缘政治构造，正在衰败。
石羽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讲师
李振兴
沈阳建筑大学博士研究生
石铁矛
沈阳建筑大学空间规划与设计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在当代社会我们不能阻止城市的发展，就不能阻止人员的流动，也不能制止传染病的传播，当前的中国城市在应对传染病挑战时，显得十分被动，亟待提高城市的防御能力，从而将传染病风险降至最低，城市的防疫建设应该和城镇化同步进行，所以我们应该增强城市自身的传染病防御能力，建设一个对传染性疾病具有抵御能力的“防疫城市”。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