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胡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引入“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概念，农民房屋从公民私有财产被改造为生活资料。1962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则把性质上属于生活资料的农村宅基地归入生产资料，变成了集体所有、农民使用。改革开放以来，在立法上恢复了房屋的财产本质，确认并通过改革不断实现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性质。宅基地的财产属性逐渐得到恢复。七十年产权变迁的历史说明，应在坚持集体所有前提下不断推进宅基地财产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这是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刘英奎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根据中国贸促会中国营商环境企业问卷调查，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总体评价良好，超九成受访企业（90.5%）认为中国营商环境为较满意及以上，九成以上企业（91.6%）认为近3年营商环境获得改善，受访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为4.3分。动态看，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企业评价分值比2018年明显提升。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总体评价为4.17分，2019年为4.3分，2019年比2018年评分提升3.12%；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为较满意以上企业占87.5%，2019年为90.5%，提升3个百分点。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根据IMF的数据，201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一般政府总支出的7.07%，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医疗卫生支出占一般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分别达到24.44%、19.80%和13.47%。从各国医疗卫生投入的数据比较来看，我国在医疗卫生体系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还有待增加。除了大幅增加医疗卫生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以外，我国更应该积极推动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建立多元化的防控及治疗体系，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健康保障。
余永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目前面临一系列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为统筹全局，高效有序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明确什么是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目前的主要矛盾是控制疫情和恢复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这对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处于前者向后者转化但又尚未完成转化的阶段。只有当疫情得到彻底控制之后，全国的经济活动才能完全恢复正常。届时，主要矛盾也将发生转化。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开足马力，一方面补偿疫情期间的损失，一方面深化改革、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
陈兵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程前
南开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在突发公共安全应急机制中大数据技术大范围、多层级、宽领域的深度应用，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利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甚至是客观损害。譬如，部分从武汉、湖北疫区返回居住地的人士的个人电话等私人信息遭大量泄露。在特殊时期公共利益优先的大前提下，在个人数据权利的法治保障机制尚不充分的背景下，如何在数据保护与数据分享之间实现平衡，值得重点关注与深入思考。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放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必须从更多方面，以及更为全面的角度来反思疫情，重新认识城市治理中所存在的各种体制性问题，研究中国城市发展中独特的轨迹和规律。同时，总结国际经验，研究如何把城市问题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探寻更符合国情并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城市化路径，我想这次应该是一次挑战和机遇。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莫尼塔研究高级分析师
在这场国家治理能力的“大考”中，也暴露出若干有待加强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疾病预防控制环节暴露出报告、预警、决策机制的漏洞：疫情最初重视不足，存在信息失真；红十字会对社会捐赠的信息披露不足引发诟病；武汉封城之后面对医疗资源不足，没有及时采取集中隔离，导致疫情在家庭内部、邻里之间广泛扩散等。二是中国公共医疗支出长期不足的问题凸显。中国经济发展应以本次疫情为契机，加速变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黄汉权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当今世界，随着产业分工深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表面看是产品和产业的竞争，背后实际上是产业链的竞争，即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取决于整个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当前，我国虽然在中低端制造领域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产业大而不强，产业基础并不牢固，传统竞争优势趋于减弱，亟需通过推进产业链现代化重塑我国产业竞争新优势，保持和提升产业竞争力。
苏庆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未来一段时期的世界贸易体系图景，可能会是WTO和巨型FTA并肩齐驱。治理主体的主导者可能将从美国一家转变为美欧中日四家。从治理平台角度来看，在WTO规则谈判功能下降的情况下，FTA规则谈判的角色可能越来越重要。从治理规则的角度来看，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越来越成为美欧日的关注焦点，不过标准越高，越难以被广大发展中经济体所接受。
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对目前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主要应作以下四个方面的修改和完善：（1）完善立法目的，在坚持依法从严治吏的同时兼顾保护被调查、被处分公职人员的合法权益；（2）增强政务处分原则的法律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去除或减少原则的空泛性和抽象性；（3）减少法律规定中不确定的弹性用语，适当压缩处分决定机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自由裁量空间；（4）完善救济和责任机制，适当增加被处分人员不服处分的救济途径和强化行使调查、处分职权人员的法律责任。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将社会治理区分为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并在两个方面实行不同的制度，这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南辕北辙。社会治理的这种二元结构，会导致经济效率降低、社会平等缺失以及社会稳定程度减弱。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中国需要做出系统性改革，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治理体制。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企业当前生存发展的“痛点”有三个：一是招不到工人，二是招到工人难以保障健康安全，三是现金流困难。说白了，一方面是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钱的问题。因此，有效的援企稳岗政策和其他扶持政策必须对症下药，精准施策，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如果从以上三个“痛点”来评价各地的防疫复工政策，笔者认为：在方向上，各地的政策总体上符合企业的切实需求；在力度上，有些政策精准发力，有些政策用力不足；在操作上，很多政策标准模糊，不够具体。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厉克奥博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我们认为社会各界应该做好在经济社会基本正常运行的环境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弱而不灭、死灰常在的思想准备和政策预案。我们认为不能期待疫情完全排除之后再考虑全面复工，相反，应该研究在全面复工的过程中应对疫情，从应急反应过度到常态化全面应对。如果不能逐步走向完全复工，不仅会伤害我们应对疫情的能力、发生各种次生危害，同时也会留下就业、债务、产业链外移等诸多经济领域的后遗症。
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刘伟华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暴露出国内供应链人流受抑、物流受阻、商流受挫、资金流受限等突出问题。当前，要守住经济发展的底线，重点解决生产生活的物流瓶颈和人员复工问题，打通经济“血脉”，保持供应链的弹性、韧性，最大限度缩短疫情造成的供应链“停摆”，保障国家产业安全。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教授
过去认为“北欧模式”缺乏效率，但后来经过长期观察，我们发现在“北欧模式”下：第一，人都被充分保护起来，他们没有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伤害；第二，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提高，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我的解释是：“创新”就是“创造性破坏”的同义词，“创造性破坏”让很多政府、企业、居民不敢改革创新、不愿意竞争，因为担心失去岗位、担心社会出现不安定。而社会越是有充分的保障体系，越敢于拥抱“创造性破坏”。因此，合理的再分配政策是充分竞争创新的一个重要保障。
孟磊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对政府不信任的思想传统，以及三权分立、两党轮流执政等联邦政治制度所奠定的基础产生发展而来，美国智库在其诞生至今蓬勃发展的100多年中，在美国政治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权力”和“知识”间开辟了一条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美国智库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发展现状呈现出新特点，通过较为成熟的组织管理、资金募集、人才管理、生产研究成果等运行机制，在政治和社会中发挥了政策思想产出、引导公众舆论、汇聚人才的作用。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