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朱鹤
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张佳佳
CF40青年研究员
钟益
CF40青年研究员
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是一种罕见的冲击类型，需要根据疫情冲击的特征设计应对政策。一是根据各地疫情和防治能力安排复工，尽快让经济恢复到正常轨道。二是合理补偿在疫情冲击中受损失的部门和群体，这些政策措施的价值不仅在于补偿，更重要的作用是避免企业承受过度压力而大量破产，恢复全社会购买力，这些政策措施有助于同时恢复供给和需求，提高社会总产出。重点补偿和帮助对象是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低收入劳动者。三是为尚未充分暴露但可能会发生的损失做好事前准备。
沈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虽然现有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传染病防治法》并不能必然得出地方政府不得对“过境物资”实施应急征用的解释结论，但大理“征用”行为损害了其它疫区的利益，妨害了全国防疫大局。就此类事件反映出的问题，需要通过未来修法来规范：一是在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传染病防治法》时将“征收”写入。二是修法时对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对途经本行政区域内、发往其他行政区域的物资是否有征用或征收的权力予以明确规定。三是需要通过修法增加一项要求：政府不得应急征用或征收任何单位、个人正在或即将用于疫情防控的、不可或缺的物资。
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刘伟华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
从全局角度部署企业复工政策，确保供应链顺利运行。供应链稳定运行涉及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协同，上中下游的联动，中央政府应总揽全局，协调各省市、行业、部门，共同制定复工复产政策，从供应链全链条出发，确保各环节合理匹配，协同运行。严格制止以审批等简单粗暴的形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对复工中涉及跨区域协调的，有关部门应建立一站式服务制度，确保不拖延不推责。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本次疫情会因供求失衡造成短期通胀波动，但中长期看，则可能通过拖累消费需求对CPI产生负面影响；由于需求减弱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PPI甚至可能出现通缩风险。因此，在疫情受到初步控制，政策重心转向恢复经济的时候，以PPI负增长为表征的通缩风险需要格外引起关注。在宏观政策上，需要考虑加大政策宽松的力度，避免经济出现“一沉不起”的局面。由于从政策出台到见效存在时滞，相关政策调整要有一定的提前量。
尹西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博士生
陈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海本禄
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面对更加模糊不定、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企业只有加快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才能具备持续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基于整合式创新的理论视角，新竞争环境下，企业技术创新需要从封闭自主转向基于自主的开放整合，通过科技创新筑基、制度文化赋能、战略视野驱动，由单一技术创新转变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战略创新的整合创新，打造动态核心能力，进而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和技术的持续跃迁。
张锋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执行院长
在美国与中国进行科技脱钩的同时，其他国家的公司——甚至美国公司自己——也会选择与美国政策脱钩。美国对华科技战的难处和限度即在于此。科技战一旦升级到一定的烈度，美国企业的业绩和科研创新将下滑，拖累美国整体竞争力。而一旦美国企业“变节”，将研发和其他业务迁出美国，美国经济实力也将受损。科研竞争力和经济实力的下滑无疑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科技战到这种程度，与国家安全的初衷已经背道而驰。
姜跃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玉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短期影响正在显现。乐观估计，若疫情在第一季度得到有效控制，接下来经济将会企稳回升甚至大幅反弹，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亚太经济也将走上复苏通道；悲观来看，若疫情短期不能做到有效控制，第三产业回到疫情前水平所需时间或将长达一年，甚至更长，这样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更加严重，对亚太经济的拖累也将难以避免。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疫情冲击直接引发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劳动就业和金融稳定这两个指标可能都在恶化。如果大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难，这可能就是一个系统性风险。政府应该主动出手，尽可能地打破“中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与金融不良资产增加”这一恶性循环。防止上述恶性循环的发生，关键是要阻止出现大面积的中小企业现金流断裂，只有三条路：一是增加业务收入，二是减少经营成本，三是获得外部融资。
王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朱凤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从整个医改的历程看，特别是近年来采取的政策措施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我国医药卫生领域至今未形成对医院和医生的合理支付机制，医院服务与医生服务没有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另一方面，在医疗服务供给方监管中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面对占主导地位的公立医疗服务市场，医保监管难以切实到位。同时医保支付设计尚不完善，导致医保基金使用效率低下，特别是个人账户一直处于低效运行状态，难以发挥医保互助共济功能。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总体上看，目前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仍处于第二阶段的初期，即：中国向其他经济体提供的零部件中间品下降，其影响已经初步扩展到韩国、日本、南欧，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向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扩展。按目前的发展来看，疫情可能对3月的一部分出口订单产生影响，并影响到后续出口。同时，产业转移的风险仍然存在，但总体上风险较为可控。由于疫情本身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且我国企业复工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因此后续影响仍待观察。但有一点已经非常明确：这已经不是一个各扫门前雪的时代了。
朱武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刘军
北京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魏炜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欧阳良宜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副院长
此次疫情，波及面大、持续时间可能比较长，对行业、产业和产业生态影响甚大，只救助单个企业可能难以奏效。中小企业救助或振兴基金，可以细分行业设立，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包括国企和知名民企，从产业链或商业生态角度，设计产业或产业生态层次的金融解决方案，带动产业或细分产业或细分行业更多的企业恢复经营。
田金强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
2019 年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至今仍在持续，在疫情的巨大冲击下，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都受到很大影响。迄今为止，疫情对旅游业、餐饮业和零售业影响最大，农业的发展也遇到不小的问题和挑战。农业包含的种植、养殖、乡村旅游、农产品贸易几大板块，在疫情下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
丁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蔡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丁建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张欣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蔡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石建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梁启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张录法
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
孙丽珍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瞿介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江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国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十个问题和短板，即：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国家重大公共卫生疫情向公众报告不够及时有度，初期科学防控预案缺乏；应急响应机制难以应对威胁人民健康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供给和战略储备不足；疫情发生后“次生灾害”研判和应对体系有待加强；科技创新成果基于临床问题导向的针对性不强，数据共享及转化应用渠道不通畅，缺乏相关安全等级实验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暴露出的一些干部专业化能力不足及缺乏循证决策能力的短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能力存在较大缺陷；生态文明理念缺位，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乏力；民众的公民素质和科学素养亟待提升。
樊建民
宁夏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前，如何恢复经济建设或者说分析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意见建议多了起来。相形之下，笔者认为更应该关注“十四五”规划中补齐民生短板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关注疫情对当下我国经济的影响，更应关注长远发展中如何应对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我国在民生领域尤其是公共卫生领域里的短板，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必须在编制“十四五”规划中补上这一课。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根据我们测算，在剔除多重干扰效应后，2020年的复工进程呈现“慢节奏+新稳态”的双重特征。一方面，截至2月16日（正月廿三），全国复工进度约为42%，明显落后于去年农历同期和此前市场预期。另一方面，在短期波动之后，全国复工趋势保持稳健，各地复工速度正在趋同于新的均衡稳态，从而夯实了复工的长期路径。从两者关系来看，由于“慢节奏”以时间换取空间，疫情演进、防护保障、物流运输三大因素对后续复工的制约正在舒缓，因此“新稳态”有望在复工后半程延续。
黄大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外交学系教授
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恶化与改善”的循环，历史与领土问题是其直接原因，而日本的认知逻辑与国内舆论演变则是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中日关系于2018年重回正常发展轨道，是由日本的立场从“竞争”转向“协调”，中国主动引领和积极塑造对日外交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助推”等多个因素造成的。展望未来，中日关系短期内仍会延续改善势头。但长期来看，在中日结构性矛盾突出，历史、领土等问题依旧存在，日本外交选择波动及对华民意基础薄弱等因素的制约下，中日关系走出“恶化与改善”的循环仍不容乐观。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