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晋华
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后，讲师
周艺南
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后，讲师
施展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街道责任规划师
当前，城乡建设的理念逐渐多元化发展，各种经验均可被作为现成经验进行“拿来主义”式的实践。但是，对不同的优秀建设理念进行简单相加，并不一定能得到一个优秀的城市。因此，考察不同的建设理念之间是否耦合，是必要的。健康城市的理念与其他城乡建设理念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而此次疫情中各种理念的现实表现则提供了观察这一关系的绝佳机会。
高宏
赛迪智库安全产业所研究员
程明睿
赛迪智库安全产业所研究员
面对目前新型冠状病毒严重疫情，应急物资供给严重不足，是影响疫情防控进展的重要因素。国家级应急物资储备从储备方式上看可分为实物储备、合同储备和生产储备三大类，在这三类当中，应对当前持续时间长、情况复杂的疫情，需要提升我国应急物资合同储备和生产储备的能力。
封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即使是部分减免或者推迟缴费，对营收大幅下降的企业而言，仍将难以承受，现有的减免政策力度还需要加强。诚然，在减税降费背景下，我国社保基金平衡面临压力，大幅减免对社保基金当前收入显然也是雪上加霜。但利用我国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参保人数、城镇就业结构等数据，我们的测算表明，为应对此次疫情的不利影响，对我国中小企业减免6个月的社保缴费具有可行性。
陈雪莲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无论是从应急管理的角度，还是从防治疫情本身出发，在应急抗疫的当下，从决策者到执行者，必须对“新冠疫情”及衍生的相关治理问题加以系统应对，而不是组织目标单一的“防控战役”。这样才能有效降低以“疫情数字”为唯一要义的绝对化、简单化的“防控战”所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避免造成民众的生命和财产更大范围的损失。
王国恩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总体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陈道远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学生
新一轮空间规划编制在即，要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短板中吸取教训，全面检视问题，科学务实做好城市医疗设施规划，医疗设施数量、规模、用地要与其服务范围和人口相适应，研究医疗设施分级服务体系与城市空间结构层级的耦合模式，建立形成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适应分级诊疗的医疗设施布局体系。
姚泽麟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强传染性，某一人的不当行为很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病毒传播，因此这种“同乘一条船的感觉”更加强烈。而政府在制定包括口罩分配等相关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去增进这种感觉而非削弱社会凝聚力。如果放任由市场来调节包括口罩在内的紧缺物资和相关服务的分配，则很有可能导致民众“原子化”的抗疫方式，且对民众的心态和社会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除了市场之外，权力对分配平等的干扰也是我们特别应当警惕的。一言以蔽之，尽可能使急需物品分配平等，恐怕是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必要法宝。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马家进
恒大研究院
受经济持续下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去产能、环保限产、金融去杠杆、税收社保加强征缴、流动性分层等叠加影响，近年来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增加，遭遇融资困境、信用债违约潮、股权质押风险等。“民营经济离场”、“新公私合营”、“洗洗睡”沉渣泛起，冲击民营企业家信心，加大经济下行压力。这次疫情将进一步使民企雪上加霜。建议进行重大理论创新突破，实现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促进公平竞争。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加强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家信心。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龙婷玉
原来的结构现代化有两极，一极就是“乡土中国”，一极就是“城市中国”，这两极不能有机融合。我们认为结构现代化应该有三个阶段，一个是费老的“乡土中国”，终级阶段是“城市中国”，中间漫长的是一个“城乡中国”。我们应该像认识初级阶段一样，认识到中国将有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处于“城乡中国”的阶段。城乡中国的基本特质就是要素的对流、城乡的平等、两个空间的发展，以及主体的平等，不能只有城市没有乡村。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市场经济只有是法治的、规范的，才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使有前途的创意、具备相应技能的人才和多样化的资本供给快速结合在一起，加快生产要素存量配置优化的步伐；市场经济只有是普遍竞争、高度开放的，才能真正实现“优胜劣汰”，使好的创意、好的产品、好的服务能够“脱颖而出”，充分激发经济的内在活力；市场经济只有是公平分配收入、广泛共享发展成果的，才能够充分发掘需求潜力，为经济创造足够的发展空间；才能够建立广泛的社会认同，把全社会的能量引导到具有积极意义的、正向的社会活动中。
江小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开放道路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从最早在沿海地区“三来一补”、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逐步从地域和行业上一步步渐进式开放，这是理解“中国奇迹”的一个重点。我们同样要看到，中国开放道路也是独特性与规律性并存的过程。从规律性来看，理论推断应该出现的趋势和基础性变化，我们都相继出现。预测未来5年、10年我们大概会怎样，是对最基本规律的理解。因此，我们要全面解读中国开放道路的特点：立足国情和尊重规律相统一，竞争强度与产业承受力相匹配，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
福睿智库
尽管目前我国整体经济处于较大的下行压力，此次疫情又刚巧爆发于春节这一特殊消费时点，但我国的经济体量和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较2003年有了长足的增长，需要正视疫情影响，但大可不必过分悲观。因为其对于2020年乃至更长周期的影响，主导权仍然在我们自己手中，通过有效的政策引导度过经济难关，同时打好疫情阻击战和全面小康年建设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王德福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疫情防控不能简单停留在完成一次应急性任务上，由社区工作人员包办所有工作，而放弃对群众的动员。这样的话，将来疫情结束，一场运动过去，社区工作人员精疲力竭，社区治理还是老样子，学费就白交了。要珍惜非常时期群众对社区有强烈需要的机会，把疫情防控变为一场对群众的深度动员，变为一次社区治理的转型之战。希望当疫情过去后，很多都可以变得更好。
赵宏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即使在紧急状态之下仍应谨守法治的一般界限，这是既往在处理诸多突发事件时，已经为我们所深刻体察的经验与教训。而这种一般界限在当下的疫情防控中就是：即使个体权利因公益需要而须受限制，这种限制也不能逾越必要限度，而任其演变为对权利的彻底取消和排除。相应地，即使是在紧急状态之下，作为个体权利本质的人性尊严也绝不能被触碰，个体也因此绝不应被作为防控疫情的手段而予以工具化处理和无差别歧视。
张纯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城市规划系副教授
城市安全韧性交通体系建设，是系统信息化、智慧化建设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在各种自然和社会灾害中，交通系统作为城市生命线供给的必要基础设施，不仅在灾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空间支持，也是支持灾后恢复的关键环节。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袭，人们最先直接关注是对于生物学、医学科学的防御，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省际客运、公交和轨道交通停运，城市社区进行一刀切隔离管理。然而，在疫情灾害各个周期中，什么程度的流动性是必需的？受到疫情不同程度影响的地区是否应当采取不同的交通管理策略？
雷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委会委员，苏州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直面“新冠”疫情的挑战，“内核更新+动力提升+技术创新”成为城市规划提升“防疫能力”嬗变的方向。针对“新冠病毒”类似的强传染性疾病，城市规划应当聚焦“可防疫空间体系建构”，这既是疫情管控的需求，同时也是健康城市和规划管控发展的必然。具体从“人与空间、学科融合、技术平台”三个方面探索：一是人与空间融合：易致病人群+易致病空间的双重识别；二是多学科融合：健康支持空间+可防疫空间的双效叠加；三是防疫与管控融合：公共疾控数据+国土空间规划的双构平台。
刘佳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治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各地城乡社区成为“严防死守”的阵地，“社区利益”、“集体利益”成为宣传单、横幅上的高频词汇，涌现出一大批放弃过年回家和自我隔离的感人案例，但在部分小区、村庄也出现了特殊地区人群、外地租户人员等被歧视、禁止进入、驱逐，以及个人隐私严重泄露等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度思考社区治理和社区规划的目标，营造什么样的社区共同体？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