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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立志

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2019年8月2日,美国以“俄罗斯长期违反条约规定”为由,正式退出《中导条约》,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全面研发此前受到《中导条约》限制的陆基常规中程导弹。俄罗斯对此进行回应,威胁将在靠近美国边界地区部署导弹。中国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加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减少美国在周边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对总体安全环境的不利影响,这是我们思考应对后《中导条约》时代的首要问题。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大阪G20和解带来了中美贸易协议新的契机,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带来利好影响,更为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赢得短暂但关键的战略机遇期。然而,中美结构性竞争态势已经形成,二战后国际法秩序及全球治理框架面临美国因素的倒退性影响,这导致此次和解效应必然是有限的,甚至是短期的,可能存在反复性和不确定性。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更加理性自觉,因此无论是贸易谈判还是后协议的风险应对,中国会更加自信、自主和从容。

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基于“美国优先”的战略导向,“特朗普冲击”几乎充斥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所有领域,并成为亚太地区秩序调整的重要变量。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标志着其对外战略出台,正式推销“印太战略”。2019 年6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印太战略报告》,标志着美国的“印太战略”正式出台,亚太秩序调整受此影响将呈现何种走势值得关注。

唐志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由于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重启对伊强硬政策,伊朗局势在短暂平稳两年后再度升温。当前,域内外大国围绕伊朗问题激烈交锋,远超出伊朗核问题本身。地缘政治竞争构成大国博弈的中心议题,而这反映了“后美国时代”新的中东地缘政治秩序。这场博弈不仅关系到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存废,也关系到海湾地区的稳定和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建。当前背景下,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既取决于美伊之间的博弈,也与国际社会能否制定一个地区性集体安全解决方案密切相关。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从目前看,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的再次通话以及特朗普政府推迟3000亿美元清单中部分商品加征关税时间为中美恢复经贸谈判提供了可能。正视特朗普“非理性”行为下的内在逻辑,积极推动贸易谈判重启,增加信息透明度和理性讨论,快速采取行动改变特朗普眼中的“拖延战术”,有助于扭转迅速恶化的中美局势,为年底APEC峰会首脑会晤解决贸易纠纷创造条件。

贾庆国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当前, 西方国家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和意愿的弱化与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经济的快速崛起,共同推动着国际秩序走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国际秩序未来演变中,中国既要坚持改革开放, 坚决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也要求同存异,推动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合作,有效处理和管控好与美国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以改革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外交的新思考》《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国际政治概论》《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等多部著作及译著

基于新中国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累积式发展,中国崛起已然成为全球性话题,国内舆论甚至发出中国引领世界、开启百年巨变的声音。就此而言确实“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中国的发展和影响仍主要在经济方面,世界仍处在长期“量变”过程中。面对巨大成就与历史机遇,中国应该杜绝盲目自大和战略误判,树立大国风范,继续保持平稳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要清晰地认识到自身不足,弥补与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差距,实现从粗放的经济大国向精致 的“仁智大国”(“仁”的社会、“智”的外交)的转变。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关于中美贸易谈判,最危险的论调就是脱钩论,美国最保守的那部分势力基于自身的认知和利益,希望中美脱钩。国内也有人回应,尤其有些技术领域的人积极鼓吹中美脱钩,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其背后可能有利益诉求,因为脱钩之后国家就会千亿千亿地投入去做技术攻关,但是有些条件不允许的技术攻关,投入很大取得的效果一般,会造成巨大浪费。所以这个话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做严肃的公开讨论,不然就会犯错误。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8月1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告称,将3000亿美元清单中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时间从9月1日推迟至12月15日。从暂缓加征关税的产品范围和时间选择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因素是特朗普这一决定的首要考量。这也证明中美贸易关系依然十分紧密,特朗普现阶段很难在不伤及美国经济的情况下继续挥舞关税大棒。尽管市场上有不少观点认为中方继续谈判的意愿已经不大,但磋商的大门仍然敞开。加大开放、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性等重点与其说是应对贸易谈判的需要,倒不如说是中国“走好自己的路”的关键步骤。

王永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将趋于长期化、反复化和尖锐化。但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型步伐的加快,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显著增强,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急剧下降。总体上看,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有限、可控的。中国应妥善理性应对,积极出台政策措施缓解甚至消除经贸摩擦对国内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坚定不移地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促进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协调、持续和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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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看债务是个负担,是个窟窿,是个包袱,是个发展中的问题;但从微观角度看,债务有积极意义。 现在的GDP规模、资产规模、资本过剩程度、央行释放货币、债务规模、债券市场规模等都比过去大很多,中国与世界均是如此,现在的债券市场和债务工具的运用,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这种趋势下,与债务规模相比,债务体系的稳定运行、交易畅通才是政策部门更需要关注的重点。
稳就业仍是国内的头等大事。9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受中美经贸摩擦和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影响,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有所上升,部分行业招聘需求有所下降,稳就业面临一定压力。孟玮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完善应对举措,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
今年以来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已陆续落地显效。9月19日,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全年减税降费规模可能超过年初预计的2万亿元。企业受益的同时,财政收入增幅明显放缓,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把钱用在刀刃上。把低效无效资金省出来用于急需的领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中国内地上市企业业绩表现较为低迷。2019年上半年,中国大陆上市的3583家非金融企业利润同比减少2.5%。出现亏损或利润下滑的企业占46%,较上年恶化了10个百分点。除了汽车和零售等最终消费相关行业外,一直以来对经济构成支撑的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增长率也出现放缓。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为严峻,上市企业业绩预计难以取得较快复苏。
9月18日,美联储再次降息,以帮助维持创纪录的经济扩张,但暗示进一步下调借贷成本的门槛提高,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而尖锐的批评,反映了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分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美国经济前景“良好”,称决定降息是为了“防范当前的风险”,包括全球经济增长疲弱和贸易紧张局势再度抬头。鲍威尔表示,围绕利率路径和经济前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美国货币市场利率罕见地在月中飙升,暗示银行系统遭遇俗称“美元荒”的流动性紧张。美联储9月18日再向美国银行系统注入750亿美元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市场秩序。此前在银行间拆借市场出现流动性极度紧缺,一度推动美联储的指标利率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升越目标区间。这让人感觉到或证实了市场的部分疑虑,即美联储无法控制其目标政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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