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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昭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19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稳定增长,规模总量不断扩大;外贸结构优化升级,贸易质量进一步提升;外贸市场主体活力激发,内生动力持续释放;外贸市场多元化取得新进展,抵御外部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强等。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旧存在较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下半年稳外贸工作将继续面临不小的压力与挑战。鉴于此,外贸主管部门应坚持扩大开放与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我国外贸稳步增长,并实现稳中有进。

刘昌明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著有《世界金融危机与国际秩序转型》《全球化与当代国家政治职能》《亚太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

杨慧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系统性总结和升华,这种提出源发性观点与引领型概念有助于改善中国国际话语不足的状态。但构建的外交话语在对外传播与外交实践中也面临着话语表达强度与国际话语传播效果不匹配、话语表达导向与话语认知结果存在偏差、中国学者在国际平台话语不足等困境。对此,需要通过理性认知西方国家话语反制的必然性、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话语内涵进一步具体化、加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建构等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外交话语向外交话语权的转化。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小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于铁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前后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塑造了“二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也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大国竞争之一,至今仍是学界和公众讨论的焦点。自“冷战总设计师”乔治·凯南首次缔造了遏制战略以来,该战略被冷战期间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成为美国政府处理美苏竞争的指导性战略。然而,遏制战略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冷战中的历届美国政府都赋予了“遏制战略”新的内涵和手段。这一嬗变过程在冷战史学巨擘约翰·加迪斯的《遏制战略》中得到了全面透彻且视角独到的分析。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近年来对中国贴上“修正主义国家”“弱化甚至破坏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等等标签,似乎正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主要话语体系。作为守成大国,美国对于崛起大国的中国保持一定程度戒备和担心都可以理解,但美国在冷战后逐渐形成的在国际关系上的“知识单边主义”倾向,有让上述戒备过度放大,进而可能造成对华话语体系和对华政策更加僵硬化和趋对抗性的危险。

邹治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是一个深具战略思维和意识的国家,但客观地说,由于美国建国时间不太长,其在很短的发展崛起历史中也没有遭受过太多的羁绊、阻碍,美国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思维较弱,这导致美国精英阶层大都长于战略思维而短于历史思维。这就导致美国精英善于从战略层面认识事物,而缺乏从人类宏大历史的角度认知、把握事物。因此,美国应该多从历史角度看待问题,客观理性认识、对待中国的重新崛起。

王光厚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刘人龙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研究生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东盟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现今中国与东盟间已形成稳固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安全方面,中国东盟互信程度显著提升,被誉为“睦邻友好”合作的典范;在经贸方面,中国与东盟都是彼此的重要贸易伙伴,合作内涵日益深化;在人文交流方面,中国与东盟间建立了多层次的合作机制,人员往来频次不断创出新高。深入分析中国东盟关系跨越式发展的动因,有助于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吴木銮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第三代财政联邦制需要在前两代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完善细则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由政府组成的等级制度,其权力范围应由宪法保障,并在立法时得到公民参与的支持。第二,权力和责任的分配应具有制度化的持久性,不能由中央政府单方面改变。为了避免滥用权力,中央政府应当被施加适当的、明确的限制。第三,地方政府应对其管辖范围内的经济具有主导权。第四,中央政府有权监督共同市场,并确保货物和要素在各地方之间流动。

成汉平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教授

郭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军事外交系讲师

自美国“印太战略”推出以来,一方面,中国与东盟之间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互信也在不断加强,它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中国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影响力不断扩大,包括东盟在内的周边各国的获得感与日俱增。然而,东盟加入中国朋友圈、南海局势重归平静被美方认为有损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并非其所乐见。美国所希望的就是通过正在实心化的“印太战略”来对冲中国的影响力,同时对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南海问题的解决形成干扰和阻碍。对此,我们应有一个清醒而充分的认识。

杨盼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殊昱 熊爱宗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失衡规模大幅下降,中国的经常账户失衡问题逐渐改善。然而,在全球失衡渐趋缓和的同时,失衡的政策协调压力却在上升,全球失衡再度成为2019年G20的核心议题。当下政策讨论中采取的经常账户合意值的外部失衡评议方法存在诸多问题,针对各国的失衡评估报告也存在不一致。继而,全球失衡的政策协调方式应有所转变,需统合流量失衡和存量失衡的相互作用机制,促进各国有序协调,防范因外部失衡无序下降或波动以及因外部失衡过度调整带来的全球经济、贸易和金融风险。

孙南翔

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7月11日,法国参议院通过数字税法案,将由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后执行,全球首部数字税法将落地实施。英国在2018年底也发布了数字服务税通知,将于2020年4月1日起开征数字税。互联网企业公平缴税是全球性的议题,数字税制度的根本问题不是互联网企业是否应缴税,而是征税规则如何与商业模式创新相接轨,并且实现国际税基的合理分配。因此,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保证数字税收的类型公平、代际公平、国际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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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看债务是个负担,是个窟窿,是个包袱,是个发展中的问题;但从微观角度看,债务有积极意义。 现在的GDP规模、资产规模、资本过剩程度、央行释放货币、债务规模、债券市场规模等都比过去大很多,中国与世界均是如此,现在的债券市场和债务工具的运用,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这种趋势下,与债务规模相比,债务体系的稳定运行、交易畅通才是政策部门更需要关注的重点。
稳就业仍是国内的头等大事。9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受中美经贸摩擦和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影响,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有所上升,部分行业招聘需求有所下降,稳就业面临一定压力。孟玮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完善应对举措,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
今年以来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已陆续落地显效。9月19日,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全年减税降费规模可能超过年初预计的2万亿元。企业受益的同时,财政收入增幅明显放缓,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把钱用在刀刃上。把低效无效资金省出来用于急需的领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中国内地上市企业业绩表现较为低迷。2019年上半年,中国大陆上市的3583家非金融企业利润同比减少2.5%。出现亏损或利润下滑的企业占46%,较上年恶化了10个百分点。除了汽车和零售等最终消费相关行业外,一直以来对经济构成支撑的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增长率也出现放缓。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为严峻,上市企业业绩预计难以取得较快复苏。
9月18日,美联储再次降息,以帮助维持创纪录的经济扩张,但暗示进一步下调借贷成本的门槛提高,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而尖锐的批评,反映了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分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美国经济前景“良好”,称决定降息是为了“防范当前的风险”,包括全球经济增长疲弱和贸易紧张局势再度抬头。鲍威尔表示,围绕利率路径和经济前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美国货币市场利率罕见地在月中飙升,暗示银行系统遭遇俗称“美元荒”的流动性紧张。美联储9月18日再向美国银行系统注入750亿美元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市场秩序。此前在银行间拆借市场出现流动性极度紧缺,一度推动美联储的指标利率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升越目标区间。这让人感觉到或证实了市场的部分疑虑,即美联储无法控制其目标政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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