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多边贸易体系是应对主要全球挑战的解决方式之一，不论是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冲突，还是新冠疫情。我们比以往更需要一个改革后的、适应21世纪的世贸组织，其规则能够加强稳定、可预测性、全球贸易体系开放性的基础。如果过去的15年有教会我们任何事情，那就是没有预测的危机一定还在前方等着我们，没有贸易的稳定性力量，世界将一定会变得更没有能力去招架它们。

自2023年5月广岛七国集团峰会以来，“去风险”（de-risking）取代了此前美国主张的“脱钩” （de-coupling），成为美西方对华经济政策的“新词”。“去风险”也被写入广岛七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宣言。“去风险”这一概念被美国接受，意味着美国自身也否定了对华经济“全面脱钩”的可能性，并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对华“选择性脱钩”的目标更加清晰地锚定在了高科技领域。中国应当深入剖析“去风险”这一概念提出的复杂背景，以及美、欧、日和“全球南方”对“去风险”的不同看法，进而制定行之有效的应对风险的战略。

金砖扩员必将增强金砖国家的全球影响力，包括金砖国家成员占全球经济比重、对矿产资源的控制，以及在G20、世界银行、IMF、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的协调能力。但在积极因素之外，需要注意：南非获得的境外投资中，美国和欧洲的传统合作国家依然是主要的投资方；金砖国家间的经济互动依然薄弱，水平较低；金砖国家组织内部，各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可能造成议程推进受阻。南非和金砖国家需要的，是把握时机，通过战略性的不结盟，吸引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会。

金砖国家成立以来GDP在全球占比翻倍，金砖国家以占全球超过26%的国土面积、42%的人口数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全球政治经济重要力量。金砖国家正以加强金砖合作和“金砖 +”机制推进经济新型全球化，贡献金砖方案；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一道，发出金砖声音，贡献金砖智慧。金砖国家以全球发展新理念构建务实合作新平台，成为经济全球化新势力、经济增长新引擎。金砖国家正以全球治理新范式、可持续发展新动力、人文交流合作新表率，强化国际合作新典范。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经济后果显示，仅仅西方与俄罗斯的脱钩断链就已造成了全球经济的严重滞胀，并使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退维谷。在欧洲，尤其德国以俄罗斯廉价能源支撑的重化工业受到严重冲击，出现了向东外迁迹象；在亚洲，美国鼓励产业与中国脱钩，但并未大规模回流美国，而更多地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全球生产力布局的这一新变动，意味着全球产业链正向欧亚大陆中心方向集中，从而使“一带一路”意义凸显。世界经济不能也不应承受中美经济脱钩的后果。中美竞争合作当前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世界应当抓住这一“冷和平”的可能，转换赛道，积极寻求新型的再全球化道路。

谈判中的三个要素对开启和推动谈判进程至关重要，包括主观层面对于互相伤害僵局的认知、愿意寻找共同出路的意愿以及相互吸引的机会。互相伤害僵局作为推动因素将冲突各方推出冲突本身，使冲突各方从主观层面或在第三方的调停下意识到各方无法通过暴力冲突取得绝对胜利，而后两个条件则作为拉动因素将冲突各方拉向谈判并推动谈判持续进行。以上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谈判成功开启并持续进而达成协议。而现阶段俄乌冲突中各方对于以上三个因素的主观认知缺失也使得谈判难以进行。

东亚产业链是本国产业与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要通过鼓励跨国贸易与投资等方式来保持本国对东亚产业链的深度嵌入。同时，相关国家在东亚产业链变迁过程中需要形成一定的主动作为意识。虽然产业链的形成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产业链上的单一国家（尤其是下游国家）一般难以独立主导产业链的演进，但对于东亚产业链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一国并非总是完全被动，而是可以调节产业政策，适时扶持国内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终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在市场和非市场的多重因素冲击下快速重构，全球化进程显著放缓甚至出现倒退，区域化、近岸化、本土化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方向。地缘冲突加剧更使全球产业链面临碎片化和阵营化的风险。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背景下，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也出现明显变化。多边贸易体制式微，区域贸易协定呈现分化，政府干预日渐盛行，价值观等非贸易因素成为贸易治理的重要考量。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之间的互动，在未来一个时期必将持续演进。

作为后冷战时代结束之际大国之间利益、文化与力量竞争的焦点，信息技术政治、经济、国内、国际多个维度上酝酿着人类社会的新文明。互联网究竟是服务于少数人垂拱而治优哉游哉的小宇宙，还是亿万人追求实现美好生活的大世界，围绕这两种未来的争论将划定人类社会的数字边疆。这场争论势必深深嵌入大半个21世纪的时代精神，并时刻提醒人们，在大地、海洋、天空之外，一个全新的空间竞争时代到来了。

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最主要的影响在于，三国利用其独特的影响力破坏了成长中的核不扩散规范。长期以来，由于已有的核潜艇合作活动都没有利用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中的军用核动力装置漏洞，使得规避利用该漏洞已经成为一个惯例或成长中的规范。然而，由于美英澳的核潜艇合作涉及大量武器级高浓缩铀的转让，且高调引用了军用核动力装置漏洞，这将对军用核动力装置转让、军民两用物项管制和核“突破时间”这三项成长中的核不扩散规范产生严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