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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生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

中美两国客观上可能都没有将对方视为敌人的意愿,但如果不能在东北亚安全秩序演进中处理好两国关系,不仅稳定的东北亚安全秩序难以建立,而且地区秩序的持续混乱有可能客观上促使中美关系更趋紧张,这对于全世界而言都将是不利的消息。反之,如果在东北亚安全秩序构建过程中以构建双领导体制为契机推进中美两国战略妥协,这不仅有利于缩小两国秩序观差异,而且有利于实现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和平共处。

朱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徐钟祥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

韩绍宸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研究专员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并没有发生全球范围的去杠杆。在全球增长的债务中,主要由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的增长为主,发达国家在政府债务增长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私人部门债务的增长主要是来由新兴经济体驱动的。全球债务上涨聚集了巨大的风险,同时增加了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付息成本,部分国家债务负担较为严重,偿债压力较大。债务高企、经济增速放缓和利率进入加息周期的基本格局决定了世界金融市场正在进入债务风险“灰犀牛”阶段。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

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原锅炉部负责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出版了《美国陷阱》一书。问题的焦点在于皮耶鲁齐所称的“美国陷阱”,一种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法律陷阱,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法的治外法权和域外管辖权。皮耶鲁齐概括了这一陷阱:“这是一场法律战争.......利用法制(法律)体系,将敌人——或被‘锁定’为敌人的目标——塑造成违法分子,以此给对方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并通过胁迫手段迫使其服从。”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皮耶鲁齐陷阱”。

夏春

诺亚控股集团董事总经理,首席研究官

从去年1月美国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加征关税开始,到今年5月10日美国提升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水平,特朗普一共挑起了七轮关税冲突,而中国、欧盟、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相继进行了关税反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虽然也威胁报复,但时至今日已经七次推迟),这给大众留下一种很强的印象,关税反制是贸易冲突发生之后常见的,而且理所当然的报复性手段。然而,这种报复性反制的经济后果到底如何,即使经济学界也知之甚少

王逸舟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际政治研究》杂志主编

未来中国的成败更多在内不在外,中国的全球影响更多在于能不能打造国内“仁的社会”。外交如果离开了国内的政治体制,离开了现阶段的社会发展需求,离开了国内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及其挑战,离开了现时期百姓所思所想所求,外交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政治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关系等很多领域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而中国要成为一个全方位“智的大国”,在很多机制、观念问题上,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譬如对NGO的管理、对智库角色的定位、对网络作用的认知等。

王健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自从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政治环境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传统安全议题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突出表现为中美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各国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上升,并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影响欧洲、美洲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政局。从未来5—10年走向来看,国际政治将继续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态势,但竞争特别是大国竞争将显著加剧。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

中美之间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十年的“新常态”。对中国经济来说,真正的风险是被隔绝于世界之外。中国应当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基于对等原则向外国企业提供国民待遇,继续向国际贸易和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开放经济。这有助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变得更加高效,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李枏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第二次朝美峰会后,双方尽管还公开声称“对话的大门依然敞开”,但各自的立场却毫无变化。美国仍然维持对朝制裁,“极限施压”丝毫不减。而朝鲜在4月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第十四届一次会议上明确了加强团结、自力更生的政策,对美则警告“如果美国仍执着于现在的政治计算方法,解决问题的前景就会变得暗淡而危险”,言外之意,朝鲜亦不会做出大妥协。由此看来,朝美已进入新一轮的胶着状态,一个新的“战略僵持期”已经开启,半岛局势随时可能一切复归原点。

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日改善关系、深化双边合作对于两国来说都是重要和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和有巨大潜力的,但是改善关系和深化合作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是无条件、自然生成的,需要我们在战略上、政策上创造条件,需要大力培育、倍加呵护。为了行稳致远,基本的思路应该是改善存量、优化增量。

樊磊

国海证券宏观研究团队负责人

在双边贸易谈判未果之后中美关系如此“失控”的表现,一方面既说明经贸关系对于中美关系压舱石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似乎也在暗示,即使中美双方共同的经济利益如此广泛——每年有超过6000亿美元的贸易规模——似乎也都难以压制中美之间的其它矛盾和分歧。从目前的情况看,也许已经到了要系统性的审视中美双边关系并考虑战略性的应对方案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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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近公布的一系列宏观数据来看,中国经济随着从去年年底实施的一系列宏观政策效果的逐渐消退,又呈现出回调的趋势。这也表明了中国经济的新的内生动力仍然较弱,同时支持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也在熄火。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此前预期的要严重,恐怕要做好形势转坏的打算。除了国内问题,外部环境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对今年的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提高警戒。
全球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交易,只不过有的时候交易的是利益,然而在一些特殊的时刻或是节点,整体利益格局和秩序可能会被置于次要位置,这个时候政治交易的就是公众情绪和公众情感。互联网时代的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政治很多时候都与利益相关,可一旦利益的格局和秩序出现裂痕的时候,政治的利益基础就会失稳,这种时候更有效的是正确的公关策略。
人民银行将于6月26日在香港发行200亿元1个月期和100亿元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此前,人民银行已三次在港发行人民币央票。与前三次相比,本月即将发行的人民币央票期限缩短,且发行量增加。分析人士认为,缩短期限,可在有效调节短期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的同时,不至于对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总量造成持久的影响。
当地时间6月1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健康状况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默克尔总理的健康状况是个敏感问题,德国是欧洲的核心国家,也是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德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是构建“1+3”经贸格局的重要支撑。如果默克尔因健康状况而退出,不仅会对欧洲及美欧博弈造成显著的影响,还会对中德合作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国际房地产服务商戴德梁行6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美贸易战影响,来自中国内地的资金持续紧缩,自去年第三季以来,成交额10亿港元以上的大额物业成交中,中资占比为零;同时香港本地投资者也采取持平态度。与此同时,包括主权基金等在内的机构投资者趋于活跃,积极在港寻找写字楼的投资机会。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部分中小银行和非银机构流动性面临一定压力,但市场整体流动性合理充裕。全球多个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宽松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整创造了空间。下一步,稳健的货币政策将会确保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并凸显结构性特征,边际定向宽松的可能性或高于全面宽松。未来,针对部分银行的定向降准仍有一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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