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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日美贸易摩擦是二战后最具代表性的国际贸易摩擦。日美贸易摩擦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持续长达半个多世纪。日美贸易摩擦不但所涉及的产品最为广泛,几乎覆盖日本经济发展每个时期的主要产业或产品,而且延续的时间也较长。虽然昔日日本面对的日美贸易摩擦形势与今天存在许多差异,但其中却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即昔日美国发起对日贸易摩擦是为了压制日本的崛起。在日方应对贸易摩擦措施中,部分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全球化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负面效应被民粹主义夸大和扭曲了。而特朗普政府恰恰利用了民粹主义的诉求来推动反全球化运动,一方面为了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了继续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在这种意义上,特朗普政府寻求的是“再全球化”或构建新型全球化。未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倡导构建新型全球化,但目标和方向是不同的,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将取决于这两种新型全球化模式的博弈结果。

田士臣

国观智库副总裁兼国际军事行动法研究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

如何客观看待当前中美关系?这是一个“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问题。外交、军队、智库等各个主体本应各司其职,而不是越位思考其他主体应当做的事情。学者应当保持独立思考,而不是只做简单的传声筒,或揣测机关意图做符合政策的宣介。军队就是打仗和准备打仗的,其思考定位自然是基于最坏的情况做最充足的准备。如果军方臆想一种良好的中美关系做军事上的准备那结果可想而知。外交是负责制定政策的,其本质工作就是做各种沟通和交涉,如果从事外交工作的天天喊打,也无法收到良好对外效果。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学界对网络空间安全中威慑概念的理解,通常较为困难和晦涩,因为我们的思想仍局限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原有威慑印象之中——比如那种来自于大规模报复性核攻击的威胁。但这种类比是具有一定误导性的,因为核武器的目标旨在将威胁方进行完全的压制和制止。而网络空间安全中的威慑更像是一种犯罪:各国政府只能有限地阻止它。而不能有效的禁止。

白洁

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

苏庆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CPTPP可谓是在美国退出TPP之后,另起炉灶的成果。TPP成员国占全球GDP总量的40%,而CPTPP则只占逾13%。不仅经济总量缩减,而且为了更好、更快地达成协定,条款内容方面也瘦身了不少。但CPTPP毕竟是已经正式生效的FTA,将要对中国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不像原来的TPP,还存在生效与否的问题。而且CPTPP毕竟依托TPP,其规则依然是最高标准的FTA,规则层面的影响依然巨大。

李开盛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日韩应该利用三国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特别是第八届峰会这一契机,但其视野与努力不应该限于这次峰会。特别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三国有必要认真探讨如下问题:在朝核问题上协调三国的意愿,推动美朝会谈并取得进展;探讨三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采取相互信任措施(CBM)的可能性及其具体安排;以政治意愿推动中日韩FTA早日达成协议、巩固三国命运共同体;落实并巩固有关主权争端管控的共识与沟通机制,逐步做到领土问题处理“去政治化”,以免受民族主义、国内政治变动等因素的干扰等等。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加快“走出去”,而美国也很难再次走向“孤立”,因此,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迎面相撞实为必然。美国既没有能力和办法来改变中国,也没有能力和办法来围堵中国,未来的中美关系可能呈现出“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局面,即存在着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都具有开放性,具有一定程度的交往,而一些国家和美国交往多一些,另一些国家和中国交往多一些,更多的国家则是两边都交往。

宗芳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

近年来,全球跨境投资政策环境出现一些显著变化。美欧等部分发达经济体加强了对外资的安全审查和政治考量。美国的对外投资态度由中立转向鼓励海外投资回流,并力推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构;许多发展中国家则愈加重视吸引和利用外资。这些政策变化成为近年来影响全球跨境投资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我国应抓住全球竞争优势格局动态演变下各经济体政策调整的本质特征,加快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步伐,打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积极稳妥参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营造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陆丁

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近来,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升级,有愈演愈烈之势。中美双方都有学者专家出于“贸易总是互利双赢”的经济学原理,批判美国政府的做法“损人不利己”,将其所作所为等同于现代重商主义的愚蠢行为。也有评论认为,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敢于发动对华贸易战,要么出于“非理性”的民粹主义冲动、要么是出于迎合部分选民偏见的个人政治算计。如此解读这场经贸冲突,很容易使我们低估美方经贸决策的理性过程,从而对于美国政府在这场贸易博弈中的策略和动机产生误判。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著有《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全球化与中国发展》《国际经济政治学》等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轮廓处于介于“接触”和“遏制”之间的某一位置,既要继续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提供的好处,又要规避或阻止中国在高端科技领域的赶超。为了简洁而准确地描述这一政策,我们创造了一个中文词“规锁”,对应的英文词是confine或confinement。“规锁”的基本意思有两个,一是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二是借此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予以锁定,使中美在科技层级上维持一个恒定且尽可能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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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近公布的一系列宏观数据来看,中国经济随着从去年年底实施的一系列宏观政策效果的逐渐消退,又呈现出回调的趋势。这也表明了中国经济的新的内生动力仍然较弱,同时支持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也在熄火。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此前预期的要严重,恐怕要做好形势转坏的打算。除了国内问题,外部环境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对今年的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提高警戒。
全球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交易,只不过有的时候交易的是利益,然而在一些特殊的时刻或是节点,整体利益格局和秩序可能会被置于次要位置,这个时候政治交易的就是公众情绪和公众情感。互联网时代的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政治很多时候都与利益相关,可一旦利益的格局和秩序出现裂痕的时候,政治的利益基础就会失稳,这种时候更有效的是正确的公关策略。
人民银行将于6月26日在香港发行200亿元1个月期和100亿元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此前,人民银行已三次在港发行人民币央票。与前三次相比,本月即将发行的人民币央票期限缩短,且发行量增加。分析人士认为,缩短期限,可在有效调节短期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的同时,不至于对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总量造成持久的影响。
当地时间6月1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健康状况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默克尔总理的健康状况是个敏感问题,德国是欧洲的核心国家,也是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德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是构建“1+3”经贸格局的重要支撑。如果默克尔因健康状况而退出,不仅会对欧洲及美欧博弈造成显著的影响,还会对中德合作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国际房地产服务商戴德梁行6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美贸易战影响,来自中国内地的资金持续紧缩,自去年第三季以来,成交额10亿港元以上的大额物业成交中,中资占比为零;同时香港本地投资者也采取持平态度。与此同时,包括主权基金等在内的机构投资者趋于活跃,积极在港寻找写字楼的投资机会。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部分中小银行和非银机构流动性面临一定压力,但市场整体流动性合理充裕。全球多个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宽松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整创造了空间。下一步,稳健的货币政策将会确保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并凸显结构性特征,边际定向宽松的可能性或高于全面宽松。未来,针对部分银行的定向降准仍有一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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