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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帆

外交学院副院长

国际形势处于转型过渡期,亚太秩序出出现了重构的趋势。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亚洲原有的热点或危机也存在被激化的可能性。朝鲜半岛问题有一个好的开始和新的起点,但道路漫长。南海和台海问题存在潜在隐患。地区内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互动,传统安全中的两大问题,即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和核扩散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在当前形势下,亚洲与相关大国需要更有责任感,不能过多考虑一个国家的利益,而忽略了责任。

罗雨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多来,中国积极宣传、大力推动,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成为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国际合作的重要倡议,取得了显著成效,影响力和参与度持续提升,各大经济走廊建设逐渐驶入快车道,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西方国家的政策牵引力在一段时期内将朝着不利于全球化的方向偏斜。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发展既要做到免受其累,以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也不能采取与全球经济脱钩的政策,而是要利用自身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大国中对外依存度最大的国家,引领今后的全球化并使之于己有利。

中国应对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战略选择

执笔: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研究员

张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王金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赵福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调研员、研究员

面对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 中国要充分利用大国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主动营造外部环境。同时,要适应中国比较优势转换,充分发挥本土市场优势、人力资本优势、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优势,加快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大力吸引全球生产与创新资源、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产业,增强创新能力,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确保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应追求什么样的未来秩序?是更为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与现行国际秩序是什么关系?这不仅事关外界的关切,更事关中国的长远前途与命运。答案是,这个秩序必须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必须与现行国际秩序相兼容;其次,必须具有鲜明的中华特色;再次,必须不超越其能力界限。

王雷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从2017-2018年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四个方面特点:第一,周边大国战略竞争态势持续上升;第二,周边一些热点问题有所降温;第三,部分国家对华态度出现积极转变;第四,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在推进地区合作机制上取得积极进展。总的来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多变,但在可见的预期内,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保持相对稳定的格局料将持续。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目前,中美已经举行了6轮贸易谈判。每轮谈判之后,美方发布的官方声明,以及中美声明的对比,都是市场分析人士“信息挖掘”的重要文本。其中,最为抽象,从而也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结构性”这个表达。2月6号,特朗普在华盛顿发表演说,当谈及中美贸易谈判时,就强调道,与中国的协议,必须包括“结构性变化”(Structural change)。那么,什么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分歧?

刘贞晔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全球公民社会研究:国际政治的视角》等

全球体系结构和世界发展结构发生巨变,西方世界在全球体系中的传统主导地位面临全新挑战,新一轮工业化进程颠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核心-边缘”区位,全球化发展出现大翻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国家主义治理范式强势回归,中美关系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性转折,等等。如历史惊雷般的大变局和大转折,等待着我们以超级理性的态度来把握和定位。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40年前,共同的安全关切让北京和华盛顿走到一起,并在建交过程中克服了台湾这个障碍。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极大拓展了中美经济合作。与此同时,两国各阶层人员交往频繁,不仅加深了正面的相互了解,更清楚地认识到双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是多么的不同,尤其是过去几年,中国和美国都经历了国内的重大政治变革。然而,一旦利益分歧与难以妥协的政治价值观相结合,中国和美国更有可能变成长期的战略对手。

埃里克•法恩斯沃思

美国美洲委员会暨美洲协会副主席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拉美地区老练的参与者。对北京而言,关键是要更好地了解在拉美地区活动的独特要求,注意带有地区敏感性的言论和行为。就美国方面而言,应该争取将中国的合法活动纳入更广泛的区域建设,寻求就区域问题进行高级别定期对话,以解决冲突,并在冲突发生前防止困难的出现。这不应该是事后的补救,而应该是两国区域议程中的优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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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存在自由交易和集中控制两种交易体制,而这两种交易体制实际是两种资源管理体制。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实际就是对要素和资源的管理模式,关键在于对要素和资源的控制权。从古罗马的历史看,这两种资源管理体制都会造成危机,尤其以集中控制所造成的危机最为厉害。自由交易也会导致危机,但危机往往可以通过大量的财富损耗为代价来熨平和冲销。历史显示,只要不走向极端,保持克制,则大致都可维持社会的均衡发展。
国内1月信贷增加3.23万亿,同比多增3284亿;社融增量4.64万亿,同比多增1.56万亿,且均为历史最高值。中国央行官员表示,从历史规律看,1月份是全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考虑到春节因素,应把1、2月份甚至一季度的数据统筹考察,不宜对单月数据过度关注。而1月新增贷款与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相匹配的,属于合理水平,不是“大水漫灌”。央行官员还表示,货币政策并未转向。
人口增减变化代表了市场需求变化,从趋势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总体呈现“南快北慢”趋势,新增人口占比,南部为78.7%,北部为21.3%。华南城市几乎全面扩张;华东城市扩张、饱和各占一半;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扩张趋势明显,而中小城市饱和或收缩,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一项涉及149.2万亿元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资产重整的行动已有迹象可循。监管部门正考虑采取划转、出售等方式,将部分央企旗下的金融资产进行整合。这与此前非银行金融机构频繁爆雷有关。监管层从2013年开始就资本脱实向虚,限制央企并购金融企业的行为。2018年以来,实体经济困境和近一半央企主营业务亏损,令防范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显得更为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据了解,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将侧重研发和金融等服务,并继续提升于国际仲裁及航运枢纽的地位。消息人士预料,大湾区规划将分两个阶段发展,中期规划是于2022年前打好连接湾区各市的基础;长远会在2035年前有更多便利大湾区各城市居民流通的措施,并在2035年完成整个湾区建设。香港有关人士估计,今后需要研究推出“大湾区签证”,方便想到大湾区工作或投资的外国人士。
中国央行官员日前在国内某论坛上称,目前的政策文件没有反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问题,国内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分歧可能源于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基于部门利益考虑,很难协调一致。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政策文件中拿掉。此外,还存在立法部门化现象,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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