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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基辛格

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

翻译:陈默涵

我们身处的互联网时代已预示着一些问题,而人工智能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突出。启蒙运动试图使传统的真理让位于解放后的人的分析理性。而互联网的目的是通过积累和操纵不断扩大的数据,获取知识。人类的认知失去了个体特征。个体变成了数据,而数据变成了统治者。

吴文成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博士后,外交学院《外交评论》副编审,法学博士

美国国际战略界对“一带一路”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其是出于经济发展动机还是出于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动机。进一步地看,这种对于“一带一路”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的不同判断,反映出美国战略层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多重定位,而这种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多重定位表明,虽然美国对华越来越疑虑,但美国战略界整体上仍然未把其视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未从根本上认定其正在挑战美国霸权和当前的世界秩序。

于滨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

美国现实派大师基辛格要特朗普 “联俄抗中”的传闻,在国内外媒体不胫而走。在偶然与必然中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中美俄关系,如今又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中国稳步崛起,美国盛极而衰,还有在历史与未来之间苦苦寻觅的俄罗斯。梅特涅和俾斯麦“均势”战略的笃信者基辛格,迟暮之年仍为延续美利坚治下的世纪伏枥不已,无论结果如何,作为地缘政治大师的他,值得世人和后人瞩目。

王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印太”战略的目标是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综合使用政治(强调民主价值观)、外交(加强双边同盟、离间中国与他国关系等)、军事(联合军演、加强军售)、经济(排他性的经贸制度安排)等手段,整合中国周边的战略力量,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遏制中国崛起,从而实现美国霸权护持。在“印太”地缘理念所涵盖的国家中,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为核心四国。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极限施压”是特朗普政府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策略,该策略结合了经济施压、军事威慑、外交孤立等做法。近期,美国政府在经贸领域针对中国的行动显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极限施压”特色。这种策略虽然表面上能够让美国获得最大的成果,但贸易问题并非核问题,贸易问题的解决必须基于互信,否则这种解决方案很难长久。事实上,美国方面应当采取一系列行动避免中国方面认为美国将采取“极限施压”。

崔绍忠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副教授

当前,多边贸易体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一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上的资源分配,也影响国际社会对于继续推动达成多边协定的信心和动力,因而这是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需要明确回答的重要问题。

倪晓宁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低碳经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城市经济发展与营销、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著有《低碳经济下的国际贸易问题研究》等

全球化的驱动力之一是人们对降低成本的追求——对降低生产成本的追求造就了跨国公司和全球生产链,对降低交易成本的追求造就了各种多边、双边经济机制。尽管多边贸易机制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大的多边贸易机制正在被各种较小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边缘化。但现行多边贸易机制在全球生产链调整完成之前仍将发挥作用,同时,相关利益谈判进程将受到全球生产链调整速度的制约。

格雷汉姆·史密斯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民主研究中心教授,波茨坦可持续发展高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以往任何一种制度都无法包容所有价值,协商民主的价值有时会相互冲突,权衡和妥协在制度设计中是必要的,只有实现各制度之间的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和这些价值。因此,探讨如何使协商民主能更有效地嵌入整个政治系统,并与其他制度形成配合,是当前研究工作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而其中最关键、最具实践意义的便是对制度化策略的研究。

江小涓

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在网络和数据时代,服务业正在成为高效率产业和可贸易产业。一个宏观经济上的判断是,进入服务经济为主的时代不必然导致增长速度下降。当前中美服务贸易互补性强,扩大服务业开放、发展服务贸易是平衡中美经贸关系的一条通道。但长期看,中美两国在服务贸易中的竞争性正在增强,这一点应该作为研判中美贸易关系的一个基础。

托丽·陶西格

德国柏林罗伯特•博世基金会研究员

赫尔辛基峰会是特朗普对国际政治一以贯之套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世界观令他欣赏专制主义的强人政治,他利用美国实打实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作为杠杆控制其盟友,并对美国过去70年一直引领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充满蔑视。他发布的每一项政策,都令美国一步步疏远其曾经的盟友与坚持的原则,同时也必然会无意中帮助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个大国竞争时代,我们不妨将赫尔辛基峰会视为莫斯科与北京取得的另一项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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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大格局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之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寻求新的突破,以有效扩大内部市场。安邦咨询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建设“成武轴心”,即连接长江中游地区(也是中国心脏地带)的两个重要节点城市——成都和武汉,两者组成一个发展轴心,即“成武轴心”。现在国内在战略目标上大都已经明确,关键是要在改革的基础上,放手让地方一搏,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认为,外资撤离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形成釜底抽薪的冲击,特别是当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会形成叠加效应时,这种冲击会更大。稳定在华外资企业特别重要。外资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已不是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初级”问题了,而是涉及到竞争环境、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高级”问题。这也反过来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商务部8月16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个时候,中美再度进行谈判引人注目。中美两国都应该看大处,而不是看小处。中国可能尤其是需要从大处把握中美贸易谈判。
在经历连续下跌后,8月16日美东时间中午11点左右,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收复6.86关口,涨幅扩大至1.3%,刷新日高至6.8541元,亚太盘初一度走软至6.9491元,代表日内大涨950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有望创下2017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除了国内银行干预外,刺激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因素之一是中美重开贸易谈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对于近期焦虑的市场来说,是一大利好。
8月15日晚间,证监会进一步放开了外国人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权限,决定从9月15日起,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在境外工作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都可以开立A股证券账户参与交易。但现在开放外国人炒A股,还有一些问题:一是人民币下跌,股市下跌,有多少外国人愿意马上炒A股?二是,我们需要通过开放政策吸引一批“洋散户”吗?三是不要期待放开政策马上会见效。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称,联想集团发展遇到困难,非常“庆幸”在2001年对业务进行拆分,建立了投资集团联想控股。柳传志说,“联想控股保证了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同时分散了联想集团业绩下滑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联想品牌可以延续的基础”。这意味着,联想品牌的延续,将不会以联想集团作为承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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