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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一带一路”建设倡的目标是要实现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对推动资金融通更是关键的环节,既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斯塔夫里阿诺斯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著有《全球通史》等

盎格鲁美洲北部和拉丁美洲当地的条件及制度上的根本区别,乃是拉丁美洲欠发达的根源。盎格鲁美洲的经济(指新英格兰和中部诸殖民地而非南部诸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是独立而具有广泛基础的,组成这一经济结构的是一些主要为国内消费而生产的单独的业主。与此相反,拉丁美洲当地不同的条件产生了不同的物产,因此与母国的关系也随之而异。

陈维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大连外国语大学讲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候选人。

十八大之后,中国城市外交的发展进入理念发展、制度探索和实践创新的新阶段。作为次国家层面的外交渠道,城市外交有助于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基础,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立体化的总体外交格局,同时,也为我国外交机制的统筹提出新的挑战,尤其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如何定位各类城市角色,发挥城市和城市网络在促进“互联互通”中的独特作用,是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如果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爆发算起,2017年已经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十年中,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这也应该归因于应对政策的有效性,值得进行认真地归纳和总结。而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全球经济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大,经贸冲突概率不断上升,这些问题又是我们在金融危机十周年时必须清醒认识的问题,我们还远远没到可以放松神经的时候。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权力的设计》等

国际秩序的改革者有三种不同的形势,一种是革命的,要把游戏规则整个改变,在这体系当中的地位加以改变。第二种是要改变的是是游戏规则。第三种要改变的只是它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地位,而不是游戏规则本身。中国是第三种,也就是说中国在现存的国际秩序当中要改变的不是游戏规则,因为中国还是游戏规则的受益者,要改变的是中国在游戏过程当中的地位、代表权、发言权。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著有《人权与国际关系》等

近年来,朝核问题出现了显著恶化的趋势。朝鲜加速核能力开发的现实与国际社会追求和实现朝核问题外交与政治解决进程之间的矛盾日益严峻。如何打破朝核问题僵局?如何面对朝鲜“非法拥核”的事实?这些问题都前所未有地摆到了国际社会的面前。

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

钟震

中国人民银行副研究员

本轮金融危机后,德法两国主导的欧盟在巴塞尔委员会话语权日益提升,发展中国家也迅速崛起,严重危及了美国原有领先地位;面对内外交困,美国改变策略,开始实施第四轮金融监管规则的演变;面对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重塑,我国既无法回避和反对,又不能完全亦步亦趋,唯一的办法是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和平台,寻求破局之策。

郑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研究领域:亚洲政治、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自从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体系建立以来,援助是否对经济发展有效就一直是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作者检测了1960—2013年间官方发展援助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援助有效性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反映了现有国际援助体系的三个主要缺陷:资源不足、机制扭曲和碎片化。

约翰·F·库珀

John F. Copper

罗德学院国际关系学斯坦利·J·巴克曼特聘教授

翻译:严灏文

这种城市恐怖主义已经从过去劫持人质、大规模杀伤或是突击式攻击等高技术型的战术手段转变为了上述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攻击方式。由于他们无法获得武器和爆炸物在这些城市发动引人注目的的恐怖袭击,这迫使IS及其附属组织去诉诸简单易行的攻击方式。因而可以说,全球恐怖主义威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像这种低技术的攻击可能会增加,而发生复杂的预谋协调好的袭击可能性则会降低。

周方银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边战略中心主任,《战略决策研究》执行主编,教授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这个变化有积极的方面,突出体现在科技发展迅速,创新不断涌现,世界经济在积聚新的增长动能,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各国利益深度融合。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在累积发展,国际形势也在经历一些颇为复杂的变化,使得未来一个时期内国际秩序演变的不确定性增大,国际合作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有所上升。一国外交需要顺应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求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有效空间和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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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重新强调企业家作用,提出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要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贡献。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的发展从“破”到“立”,要“立”好,核心是发展经济。中央重新强调企业家群体,这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战前动员。
标普对中国市场的评级“炸弹”开始连续引爆。9月25日,标普再度出手,下调了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21家央企和基建实体的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称,21家企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获得中央政府特别支持的可能性极高,使其信用评级跟随中国主权评级变动。标普比穆迪出手更快,下手也更“狠”。
9月欧元区经济持续向好,欧元区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步估算达到56.7,为四个月以来最高点。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预期将达到两年来最高水平。欧洲央行已将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2%,同时可能在10月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有市场研究机构认为,欧元区经济已达到“爆发”程度。
在保险业被认为滥用监管权和审批权的背景下,保险监管的公信力急需重塑。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今后保险业绝不允许再出现所谓“特殊公司”。保险监管面临的问题在证券市场和银行市场同样存在,原因在于监管者混淆了基本定位,监管者成了市场发展的推动者,结果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利益输送。
穆迪、标普先后下调中国评级,加剧了市场对中国债务的担忧。不过,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相比于今年第一季度末债务与GDP之比的269%,第二季度末的比值为268%,终结了超过五年来借款稳步增加的趋势。尽管下探幅度较小,但第二季度的债务下降值得注意。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的肯定,说明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是对的。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消费金融迅猛增长,从2013年到2016年,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从60亿猛增到4367.1亿,爆发式增长70倍,年复合增长率达317%!但行业风险如信贷不良率、资金成本风险、多头借贷等风险逐渐暴露。初步估计,消费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也因风险暴露而亟需纳入强监管,这将加速整个行业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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