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爱军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著有《全面转型的中国 --- 从传统到当代的发展与嬗变》等
微博协商民主既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微博协商民主需要网民的自由、平等、民主、理性、道德、多元的底线要求，没有底线要求，协商民主就没有可能性。在目前的情况下，微博协商民主的底线要求成为高线要求和长远目标，决定了协商民主的复杂性和长远性。微博体现的思想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决定了微博协商民主的现实可能性和紧迫性。
吕德文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著有《找回群众——重塑基层治理》
群众路线与全能主义政治遗产仍然主导了当前的社会治理。这一遗产在控制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发挥街头官僚的政策创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城管”体制是综合治理、中心工作、压力型体制等内在机制的有机统一，而柔性执法虽然具有文明执法的内涵，但遵循的是群众路线的谱系。在传统的群众动员已经式微的情况下，如何将志愿者服务机制及媒介动员有效融入到城管实践中，是建立城市治理新格局的关键。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令人焦虑的是，当前正在推进的33个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似乎正将发达地区的先行劣势包装成为了制度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却将本来的土地制度优势置于一边，正专心致志地、高成本地、根本就不可能复制推广地学习沿海发达地区落后的做法。
董希淼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新著《有趣的金融》
尽管对于银行来讲，大规模清理“僵尸企业”将有可能导致新增不良资产，继而需要大量拨备计提，对当期利润产生一定冲击，但长痛不如短痛，退出对“僵尸企业”的支持，可以避免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无论对于社会融资结构的优化，还是对于商业银行创新发展来讲，清理“僵尸企业”势在必行。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我们至少要做三件事：第一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实体经济发展是你一切经济来源。基础设施领域是派生的需求，实体经济不够发展，基础设施超前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发展实体经济，要靠改革来获得改革红利。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应该考虑长期的，从目前的现收现付制变成储蓄积累型的制度。财富市场、管理市场都应该发育。
廖德凯
四川省凉山州委组织部干部
其实，凉山的今天，不过是有些城市的昨天而已。但是，凉山不可能具备这些城市的位置和潜力。如何统筹考虑类似地区的发展问题，不仅仅是凉山的课题，更应当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课题。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当前，在对中国政治的认识上无疑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在经验层面，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谁也不否认，也很自信；但是在观念层面，有不少人却条件反射性地认为中国道路尤其是政治制度不符合“普世价值”，因而底气不足，信心不足，于是有人把西方学者界定的“合法性”之类的概念用在中国政治分析上，似乎只有中国变成了“历史的终结”的一个部分，中国政治才有“合法性”。
张旭东
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教授、中国中心主任,重庆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无论从文化政治的意义上去理解，还是从“中国梦”的远景上去理解，我们传统的同我们自己还似乎非常隔膜，在学理也也显得零碎。今天中国人的经验、思维和语言表述，说实在和同时代的西方离得更近，和“老祖宗”离得更远。如何才能和传统重新相遇，进而把它重新把握为自己内在的源泉，我们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寒竹
旅美学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著有《中国力》
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崛起给中国学界提出了构建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学的历史任务。顾名思义，中国人的中国学应当是以中国人为研究主体、以中国理论为框架，把当代中国放在世界中来考察和研究。中国学不是研究中国的某一个局部领域，而是以整个中国为对象。
丁国强
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法学不应脱离国家和民族自身的治理经验和社会生活。法治需要一个成长过程，它不仅是制度的演进，而且也离不开思想的生成、学术的发达。法学学术的虚假繁荣所带来的知识积累的不足会耽搁法治的进程，阐释宪法法律、解释法律现象、展开法律对话本身就是法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倘若法学学术与社会生活长期脱节，法学学识与法治实践不搭界，法学就会沦为一种思辨游戏。
赵燕菁
厦门市规划局前局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厦门大学双聘教授
由于“土地财政”被“房价”、“腐败”、“泡沫”等敏感的社会话题所绑架，摒弃“土地财政”，几乎成为学界和舆论界一边倒的共识。本应客观、专业的学术讨论，演变成了指责“土地财政”的竞赛。好的“学术”，不在于告诉人们众所周知的“常识”，而在于能解释众所不解的“反常”。“土地财政”之所以抗风而立，批而不倒，就在于有着不为学术界所知的内在逻辑。本文试图以“信用”为主线，重新评价“土地财政”的功过，思考完全抛弃“土地财政”可能带来风险，探讨改进“土地财政”的可行路径。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在草根社会，总体的情况可用两个字来形容，即“愤怒”。就是说这一阶层的很多人对什么都感到愤怒，也因此往往被视为“愤青”。当然，草根社会的愤怒不仅仅存在于年轻人中间，也存在于年长者群体之中。因为是愤怒而非理性，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容易被政治人物或者激进思潮所利用，大都也倾向于成为自觉或者被动的牺牲品。
李成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研究领域: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转型、代际更迭和技术发展,著有《重新认知中国:改革的动力与困境》等
严格意义上的智库，不同于民间的咨询公司（咨询公司是营利的），也不同于游说机构（游说机构不作政策研究），同样不同于一般的基金会（智库研究本身实际上需要外界资金赞助）。其目的，在于引导政策。
肖晞
吉林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吉林大学行政院主任
马程
吉林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吉林大学行政院主任
在“一带一路”国家关系网络中，中国具有参与者和维持者两种身份。作为参与者，中国要不断激发国家关系网络中各国的参与活力，发展伙伴关系是对他国施加影响的重要方式。作为维持者，中国要一方面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流动，另一方面则要推动现有制度改革和新制度建立，促进社会网络机制化。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
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决策领域，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决策。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不会只采取一种方式决策。但同时有必要指出，不同国家也许会偏重不同的决策模式。
方朝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文明重建才是中国现在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一切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我们就会发现很多问题该怎么解决，而人心也会慢慢恢平静、趋于常态。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