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山鹰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中国的宪政选择——1945年前后》等
重启政改是温和泛民的诉求，如果能够重启政改，温和泛民就可以停止向激进本土主义的方向移动，并可以劝说香港社会稍安勿躁、原地踏步。要想温和泛民发挥稳定器的作用，需要给温和泛民一份厚重的礼物，答应他们重启政改的诉求。如果得不到这份礼物，温和泛民也会被本土主义裹挟进激进的漩涡。
苏海南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如果只是要求城市户籍的人口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是远远不够的，农村人口尤其是占全部人口20%-30%的农民工，这部分人应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最大的人口来源。他们有的已在城里有较稳定的工作和居所，如何让他们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值得思考。
王湘军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行政法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研究领域:行政法学、公共管理,著有《电信业政府监管研究》等
邱倩
中国政法大学公共行政专业博士生
立法先行是域外发达国家政府机构改革普遍遵循的一项原则。美国内阁部门、政府监管机构的设置亦是如此。因为法律的制定有严格的程序，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博弈，使得改革的整个过程会更加民主、公正和理性。同时由于法律具有刚性，改革的成果也更容易得到保护。在我国下一步大部制改革中，很有必要借鉴美国等国的相关经验，用法律手段推进改革并保障改革的成果。
尤瓦尔·赫拉利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系教授
《财经》记者:苏琦
很大程度上，未来人类的繁荣取决于打造全球治理的能力，否则人类连生存都将面临威胁。我希望，在面对全球变暖或人工智能崛起等威胁时，人类能够通过改变世界的治理方式加以应对。
邹宇春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周晓春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中国公众对亲人的信任度接近100%，有86.5%的公众愿意信任朋友，邻居获得80.1%的公众信任，陌生人信任度仅5.6%。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不管怎样说，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在国家公民权建设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所有这些社会政策方面都是国家公民权建设的重要部分。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税制必然要改革。也很显然，不能仅仅把税制的改革视为是经济改革，或者仅仅是要对中央地方关系做一调整，而更应当把它视为是社会改革的关键部分。
赵欢春
南京审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科学辨析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就是要从国内外因素和理论本身的“内在紧张”等多个维度展开，观测根本话语权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这就需要确立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预警安全观”，建立安全预警的“第一智库”，积极建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
危机三角，城市化、资本过剩、经济危机的循环，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政府当前的做法并不是什么“反市场”或不“反市场”之类的问题，只要根源性问题不消失，只要资本过剩还存在，这个“去产能”必然是失败的。
柴方胜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法学部主任、教授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因征地纠纷引发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必要进一步健全征地纠纷预防化解制度，从源头上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聂清德
湖南农业大学体育艺术学院
董泽芳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育生态危机的表现为：乡愁的失忆导致教育文化生态危机，乡里的消失导致教育环境生态危机，乡校的萎缩导致教育场域生态危机，乡亲的弱化导致教育主体生态危机。修复乡村教育生态危机的措施有：重识乡村教育，融合现代理念；重设乡愁课程，强化文化记忆；重构乡里环境，开办家庭学校；重组乡亲集体，深化乡土教育。
马丽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景然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宗教极端主义者是以布道宣教的名义、背离宗教本身内涵而从事的暴力恐怖、分裂国家等极端主义活动，且已超越宗教问题，体现为政治问题了,使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球泛起成为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维托尔德·罗季金维茨
Witold Rodkiewicz,华沙东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雅德维加·罗戈扎
Jadwiga Rogoża,华沙东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翻译:张欢欢
哲学硕士,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生工作处教师
俄罗斯社会根深蒂固的被动性意味着即使这些政策得到全社会的支持，也不会按照克里姆林宫的指示向前发展。克里姆林宫提出的许多保守性主张偏离了俄罗斯更广泛社会群体的真实需求和愿望。
波波·罗
《俄罗斯研究》作者
当下的国际环境充满了混乱，是一个失序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较之于美国和欧洲大国，俄罗斯更加脆弱。但俄罗斯仍然在想象中的多极(多中心)世界格局中，勾画其当代政治的图景。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政治学原理和方法、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等,著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等
为了对主要领导者和“一把手”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就必须对权力进行科学的分权、限权，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并把关于权力监督的的原则规定具体化、细致化，达到实用的程度。
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很多企业管理问题现象的背后都是产权问题，包括产权分配不当、产权不明晰等等，国企问题也存在产权问题。
李景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所有这些历史背景就塑造了当代中国政治当中行政权力和民主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特殊的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最大的优点，就是使政府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能力，就是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点已被实践所证明。正如一切事情都一分为二一样，我们把民主纳入行政权力的运行框架当中的政治模式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民主建设变得十分艰巨，并成为进一步的改革动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