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昝涛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土耳其问题专家
土耳其通往现代性的道路是一种在国家精英主导和监护下所进行的转型，故称此类现代性为"被管理的现代性"。不过，在当代土耳其，"被管理的现代性"正面临巨大挑战。
黄宝莹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
杜焱强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
包存宽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研究领域:战略环境评价、环境规划与管理、生态城市
目前，我国欠发达地区同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与生态脆弱区在地理空间上高度吻合，使得“生态产品、生态服务严重短缺”和“扶贫攻坚”成为我国“十三五”时期面临的两大难题。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通过生态补偿推进扶贫攻坚，有助于同时解决生态、贫困两大“短板”，达到一石两鸟的效果。笔者认为，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需着重厘清并协调好以下五个关系。
杰弗里·贝德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奥巴马对华政策前“首席智囊”、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
翻译:李培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翻学院传媒翻译硕士
译审: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
当然该裁决不具有约束力，并且中国早已明确表明不会接受此裁决，虽然此举并不明智。中国在该地区海事实力的不断增长不会因某一个或几个声索国的抗议而消减。只有美国能抑制中国海军军事力量在该区域的扩张，然而对于美国来说，为了一个对美国国家安全并非举足轻重的地区与中国持续发生冲突，并不是理想的策略方向。
张敬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这种潮流不仅让反建制派的特朗普们有了政治投机的机会，也让美国少数民族和外来移民充满深深的危机感。精英政治家和主流舆论出了言辞批评，却无阻滞特朗普们更好的办法。以希拉里为例，虽然民意支持率超过特朗普，但在社会问题的辩论上，反而跟着特朗普的节奏走。
伊夫·夏尔·扎卡
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现代政治思想史领域的杰出学者、巴黎笛卡尔大学政治哲学教授
最近几年，欧盟主要经历了三次危机：一是金融和经济危机，二是一种新形式的恐怖主义，三是移民危机。这些危机有欧盟外部的原因，但扎卡的着眼点是考察欧盟在克服它们时面临诸多困难的内部原因。这些内部原因有政治的、也有文化层面的。
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著有《走出囚徒困境》等
采访:凌绝岭
孔子时代就讲有教无类。即使孩子的父母只是在城市居住，没有工作，没有创造税收，只要孩子是我国公民，他在任何居住地念书理应没有障碍。现在，农民工的户口虽然不是城市的，但他们多少年来在城市创造价值，创造税收，但他们的孩子却不能在城市读书？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荒诞的。
袁桂林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研究领域:教育学原理、农村教育、西方道德教育
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乡村弱”是长期历史沉淀的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突破农村区域内部的局限，在城乡互动，因素组合方面整体设计才能见成效。跨越城乡之间空间的障碍，现在道路已经畅通，信息也已经覆盖，现在关键在于城乡教师“交流轮岗”和联合协作。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理论、教育现代化理论等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框架中，突出的问题是如何配置教育资源，是资源上移至城区，还是资源下沉，改善农村教育。破解城镇地区大班额现象，需要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路，对症下药，进行“源头治理”。
李君甫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首都社会建设与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研究领域:城乡发展、住房问题与社会政策
李阿琳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研究领域:城镇化、空间与社会
北京的户籍制度一直是社会精英进入北京的主要障碍之一，如果能够突破观念和认识上的误区，大幅度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社会精英进入北京的阻力，就可以推动北京社会结构优化为一个橄榄形的且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
沈国明
上海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基于上海海绵城市建设区域实验达到了预期效果，水务部门可以与规划土地、交通、绿化市容、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进一步加强合作，从根本上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建设标准偏低问题，最终实现内涝防治体系与现代城市发展需求相匹配的目标。
罗思义
观察者网特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的减贫人口数量约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两倍，高出欧盟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超过拉美大陆总体人口。中国的减贫成就尤其影响了女性，因为她们是世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些成就意味着，迄今为止中国对人权的贡献超过世界任何国家。
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西方经济学,市场失灵,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等
记者:李小佳
高收入国家不等于发达国家。我国2024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也只能算刚刚变成“小土豪”，此时千万不能自满，还必须加强养老制度的设计、养老结构的优化、养老服务的提升等，而更深层的是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虞云国
著名宋史专家、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和理事、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术带头人
中国在处理当下东亚秩序时有一种观念必须克服，就是应该走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母国文化恩赐观念，这是一种强烈的大中华主义，认为 朝鲜、越南、日本文化都是从中国文化这一母体上成长起来的，我便是有恩于你的。这与现代世界的平等观念是完全背离的，父亲生下了儿子，给予他遗传基因，培育他长 大成人，但儿子成人以后，在人格、权利上双方就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就应该理性回归平等的人际关系。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从事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城市文化研究
国家利益至上，永远只能说服“我者”中的利益中人，而无法让“他者”心悦诚服。儒家之所以博大，乃是越一身一己之“小我”、一家一姓之王朝之利益，家国之上，有天下之普世价值，这是一个最大的“大我”，人类的“大我”。五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以现代的世界主义精神，继承了将个人与人类打通的天下主义精神。于是，五四的爱国运动成为了一场具有世界主义背景的爱国运动，学生上街争的不仅是狭隘的国家权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公理。以公理抗议强权，而非以强权对抗强权，这就是五四爱国者们新天下主义的胸怀。
宋鲁郑
旅法学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从历史记忆角度，每当出现多个政治中心之时，国家往往陷入分裂、战乱，民不聊生。历史教训，使得中国社会对政治一元化高度认同。此外，中华文明在价值偏向上，认同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也排斥了西方竞争性、对立性为特点的政治传统。
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中东政治、民族宗教问题
私有化代表大资本利益，其政策另一面就是对劳工利益的挤压和牺牲。埃尔多安政府做法尤为粗暴无情。在政策手段上，埃尔多安将家长制与右翼市场经济结合，借助政党组织确保政令畅通，依靠福利或扶贫计划取悦赤贫阶层，对左翼力量进行选择性打压。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