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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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领域:宪法学、行政法学、食品安全的法律与治理、法哲学,著有《宪法实施原理:解释与商谈》等
党内法规体系，既是中国共产党以党章为根本，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出发，着力进行制度建设，确保从严治党始终沿着制度化、可预期、规范化和程序性的轨道前进，也是对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一种制度模拟，要建构一个现代党内法规体系，归根结底也就是既要更好体现从严治党的意志和规律，也要更好满足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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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佑平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刑事诉讼中的诉权、诉讼文化及其与诉讼模式的关系、刑事强制措施的性质,著有《刑事诉讼法新论》等
社会文明的演变和进程，是伴随着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而来的。从古罗马的元老院，到现代社会的议会制，从无序的武力征服到有序的政府管理，从人治到法治，无不反映出人类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探索。权力的产生，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受利益因素的影响，权力易于膨胀，需要监督。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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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煌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社会学博士
仅仅依靠收入标准来识别贫困户就够了吗？扶贫和低保政策的多年实践已经表明，即使家庭收入高于贫困线和低保线，如果家庭成员有大病或者遭遇其他重大灾害而丧失劳动力，并且需要支付较多的日常开支，这个家庭往往也就丧失了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陷于贫困之中。换言之，贫困不仅仅体现在收入上，更体现在发展能力上。那么，从能力的角度出发来进行贫困的识别，可视化原则和民主化原则将继续发挥它们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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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张昭曦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15级研究生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从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外的相对较弱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体系内的守成强国与崛起强国之间的关系。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后，两国需要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以确保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迄今尚未能形成可以为两国关系实践提供战略指导的新框架与新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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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黎明
安邦咨询合伙人、高级研究员,财新网专栏作家,擅长城市战略、区域经济和公共政策研究
取消农业户口、实施居住证制度、户随人走、改革人口信息管理制度等户籍改革措施，不过是北京人口调控组合拳中的一个配套而已。面对政府取消农业户口的好心，又有多少人会为“取消农业户口”心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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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民旺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实践等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已取得了初步发展。在中国的周边邻国中，印度仍旧对“一带一路”持怀疑态度。尽管如此，中印的经济合作和对接仍然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和发展。本文分析了中印对接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中印对接的经济基础、现实基础、主要内容和风险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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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海烨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2010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领域:国外主要国家议会与政党等
本文以选举制度为视角，将选举制度分为三个向度，即选举公式、当选门槛和议会中的政党数目，并对2000年后的联邦议院和国家杜马选举制度的选举公式、当选门槛和议会中的政党数目等方面比较两者的异同。本文认为，在议会制和总统制两个不同政体下，德国联邦议会比俄罗斯国家杜马更加趋于成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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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笠俐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自公合作”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日本政治的稳定，但这种“实用性联盟”却存在诸多潜在隐患：公明党和自民党的政策主张存在差异性分歧，两党内部部分成员对“自公合作”框架持不满态度，其他宗教联合团体的批评会对两党合作造成压力。“自公合作”体制维持了日本政坛的短暂稳定，但暂时的和谐难以掩盖联合政权内部两党的分歧和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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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尧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网络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在虚拟世界中的体现，在当前中国社会，主要表现为：将原本普通的事件标签化、妖魔化，仇官、仇富、仇知识，通过扣帽子、制造谎言、散布谣言、渲染、煽动甚至谩骂、威胁等方式，压制不同声音，最终形成网络民粹主义事件，对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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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所助理研究员
殷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力大幅提高。随着对外援助规模扩大和国际地位变化，以及世界对中国期望的提高，我国对外援助政策也需要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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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霞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副教授
土库曼斯坦作为中国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其未来油气管线的规划及可能的出口走向，将直接影响中国的能源战略布局和油气进口资源的战略部署，对中国在中亚地区建立油气能源安全战略体系和战略部署具有深远意义。中国应未雨绸缪，加强对里海地区能源地缘政治的研究，同时继续深化与土库曼斯坦的油气工业的合作力度，特别是油气上下游项目的合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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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志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全球经济治理、中东经济问题,著有《沙特阿拉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等
2003-2015年的伊朗核危机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联合国均对伊朗实施了经济制裁，前者既单独对伊实施单边制裁，也推动联合国与国际社会对伊实施联合制裁，并充当了制裁伊朗的主力。而联合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前者推动下实施的。联合国在对伊朗经济制裁进程中是否存在失位与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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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贤哲
朝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科研人员
翻译:张慧智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
崔明旭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朝鲜社会主义人口法则的核心内容首先要符合社会独立性与人口集团的正常发展要求，并有计划地扩大人口规模。人类社会需要实现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均衡发展，并随着社会进步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人口法则的核心内容还包括劳动力人口的完全就业以及人民群众的社会物质文化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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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晟
中山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领域:大洋洲史、环境史、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史
在澳洲主流政坛早已臭名昭著的宝琳·韩森不仅阴魂不散，而且卷土重来了。无论这一次她能够走多远，澳大利亚政坛出现严重的民粹思想返潮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民粹主义通常都是以一种反智且仇外的态度去解释自身遭遇的一切问题，我们就必须理解，澳大利亚社会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会让民粹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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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冬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中国与世界、政治态度和定量研究方法,著有《想象的世界:中国公众的国际观》等
黄臻尔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虽然存在国别的差异，但是非洲公众非常正面地评价中国对非援助的效果。在宏观层面上，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受援方更为正面评价中国援助，而中国援助规模和援助的领域与公众评价没有必然联系。在微观层面上，年龄、男性、教育、黑色人种和媒体消费与援助评价具有正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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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发展、政府管理、公共治理
李修科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集中论述政策协商的主体、范围、程序和效力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旨在明晰政策协商的参与人群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开展和运行的过程和程序、协商的落实和实施环节，说明政策协商的改进应该将协商民主原则引入政府决策、执行、反馈和评估的各个环节，建设协商主体明确、协商内容清晰、协商程序法定、协商效力切实的政策协商民主机制。本文认为，政策协商有助于推进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如果进展良好，能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产生延展性影响——在宏观层面有助于形成国家层面的民主建设的良好的基础条件和氛围；在微观层面有助于一个现代社会的成长，塑造现代公民，培育公民文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