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千帆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美国宪法或许算不上一部契约，但它是建立在这个不言自明的契约思维基础上的，宪法就是体现契约思维的不断完善的文本。它本身是利益妥协的产物，并为通过利益妥协解决社会冲突的民主治理模式奠定了制度基础。
冯建军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道德教育原理,著有《当代主体教育论》、《教育公正:政治哲学的视角》等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公民教育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被提上日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参与式公民教育备受欧美国家推崇。那么，为什么要实施参与式公民教育？什么是参与式公民教育？如何开展参与式公民教育？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借鉴欧美国家公民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认真探讨。
刘行之
爱思想网作者
分歧在哪里呢？在于当下探索的可行性——建制派认为是可行的，反对派则认为是徒劳的。现实视角的反对派，怀疑执政党的能力，认为腐败难以根治，无法摆脱既得利益掣肘。自由主义反对派则认为，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体制和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下，无从实现高水平的自由、民主与法治，此种反对意见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师玉生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2014级博士研究生,河西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从事教育经济与政策研究
林荣日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经济与政策研究
公信力下降是教育陷入“塔西佗陷阱”的主要原因和突出表现。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一些现象也表明中国教育已经陷入了“塔西佗陷阱”，甚至有越陷越深的危险。这一问题形成的原因包括教育自身的发展困境、社会背景因素、民众的觉醒、政府管理能力的限度以及信息时代的特点等。只有正视问题的表现、分析形成的原因，才能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
刘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基于上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城市青年对未来五年的社会信心预期较高,但个体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就其影响因素而言,城市青年“个体事项信心”的决定机制包括“阶层地位”、“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体验”三重因素。较高的阶层地位、丰富的社会资本和较弱的相对剥夺体验,是获得较高“个体事项信心”的基础。但对于“社会事项信心”而言,客观阶层地位的效应不再显著,社会资本只具有一定提升作用,而较弱的“相对剥夺体验”才是关键因素。
任中平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
张露露
西华师范大学
要实现党内民主对于人民民主的带动作用，还需要借助于一系列中间环节，通过一定的现实路径和运作机制，促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之间有机衔接、良性互动，从而实现以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最终从整体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著有《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等
他考量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利益的可持续性，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过度依赖发达国家海外市场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他就琢磨，中国能不能搞些海外利益区，以前资本主义国家搞殖民主义，我们不学这一套，但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确实有必要经营海外，而不能总给发达国家打工。
张赛群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华侨华人史、侨务政策,著有《中国侨务政策研究》等
贫困人口代际传递有着比贫困本身更大的危害,其使贫困人口失去向上流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导致社会阶层固化,从而加剧社会不公。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贫困现象,也是迫切需要采取有效行动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大卫·兰普顿
知名学者、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如果有居民大规模暴动，也就是说美国人处于紧张状态的话，那么特朗普可能会赢。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希拉里会赢。
易延友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证据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著有《中国刑诉与中国社会》等
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实践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有些案件法院从内容真实推论程序合法，有些案件因目前规则模糊导致权利保护不到位。应对的举措应当是确立毒树之果原理，杜绝举证责任倒置，逐步实现从证据分类型规则向权利分类型规则的转变。
谢立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著有《社会理论:反思与重构》等
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或阶层结构变化,不同文献的作者做了不同描述。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从这些不同描述各自可能获得的事实依据角度,还是从在这些不同描述背后起着支撑、引导和约束作用的那些话语系统的合理性、适用性角度而言,我们都很难找到充分的根据来对这些不同描述的“真实性”“正确性”进行终极性的判决。
牟成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研究基地
“文化自信”就是主体（包括个体或者共同体）在对自身的文化具有充分认知与把握基础上所确立的肯定态度、坚定信念并由此所展现出来的健康向上气度与积极进取精神。要对此问题有深层观照，还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语境中对文化自信的理由作出阐释。在我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据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具有先进性的文化。
刘远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消费者参与十分重要。消费者虽缺乏专业知识，若自发组织并利用社会化分工，可以影响标准制订和执行。这也是一个正常社会监管产品质量，提升产品品质的正常途径。
刘波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
对毒跑道、毒操场、有毒教室等情况的追责，不可成为“烂尾工程”，也不应以一时一地的成功为满足。既然导致毒跑道问题的制度性风险始终存在，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降临到所有社会成员的身上，所以任何人其实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无论是毒跑道的直接受害者，还是普通大众、媒体、学界，都应共同关注这一严峻问题，而政府应该确保自由透明的信息环境，唯有如此，才能让脆弱而无辜的儿童，不再始终生活在校园污染的噩梦之中。
书菌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一个普通农户家庭因病致贫的路径：当家庭成员患上大病，对于一个收支基本平衡，或者收入稍大于支出的家庭来说，巨额医疗费用会使其倾尽所有，甚至大量举债……
李凯
美国工程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研究领域:计算机分布式计算
“如果从培养人的角度来说，863计划是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但是，如果从科研创新的角度而言，我认为它是失败的。”李凯说。他的评价基于三个标准：第一，是否产生颠覆性技术；第二，是否在某个领域的国际市场上占据领头羊地位；第三，是否通过核心知识产权创造出很高的毛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