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思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工作学家、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主编《社团的管理与能力建设》等
面对全国性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行动，总结农村扶贫开发的经验，反思其教训，建立制度-能力整合的反贫困模式是必要的。这一模式要求，反贫困的制度(政策)安排和实施政策的行动是整合的，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是整合的，扶贫制度(政策)与反贫困的可行能力也是整合的。按照这种模式，反贫困是参与各方协调的整体行动。社会工作在制度-能力整合的反贫困模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渠敬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领域:社会理论、社会学史、组织社会学,
封建之所以成为探究何为中国文明之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其内生性的逻辑和机制，以及封建与郡县的辩证关系，也在于其处理不同文明之关联，确立与周边地区之关系，构建多元一体之格局的原动力。
路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现行经济政策的思维框架与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越来越脱节，是忽视产业升级重要性的原因。只有抛弃“空想市场主义”的政策范式，中国经济才能扭转下滑、再次进入增长阶段。
杨利英
安阳工学院副教授
文化对人类社会进步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当今，世界各国也将文化看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却滞后于社会进步的需求，为此我国需要不断进行文化建设。我国的文化建设应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但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文化渗透应该进行抵制。
李春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研究领域:社会分层、教育社会学和青年问题研究,著有《社会分层理论》等
作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中国中产阶层对自身的生活现状较为满意，但也有一些烦恼和焦虑。这些烦恼是成长中的烦恼，是急于达到中产阶层理想生活状态，但暂时未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焦虑心态。
宋颖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东盟关系深入发展符合双方利益。世界经济尚未走出阴霾，中国与东盟共同有发展诉求。在美欧的市场拉动、资金供给、技术支持等原有增长动力弱化之时，中国与东盟深化合作、挖掘增长潜力将成为对增长动力的有益补充。非传统安全威胁越来越凸显，中国与东盟共同有抵御滋扰的需要。
陈庆修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国机关后勤》编辑部主任,研究领域:经济管理与改革,擅长宏观经济和技术经济
技术创新是能源发展全局的核心，在能源革命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是引领能源发展的第一动力。我们必须要把握好能源变革绿色低碳化方向，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建设现代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劳动生产率是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未来增长性的标志性指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近20年时间，与美国、欧元区、日本、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是最快的。但同时，201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7.4%。
邱道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将苏联的崩溃称为“来自上层的革命”，那么当下世界失序的现状就可以理解为“来自底层的革命”。在所有的乱象或者说不确定性面前，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英国脱离欧盟的公投，还是土耳其被挫败的政变，都见证了一股新力量的出现——底层社会的崛起。
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本质上是范式的争论，涉及认识论问题。如果不能理解经济学范式的差别，你就没法理解，或者不能充分明白，当前有关产业政策争论的真正问题所在。
贝淡宁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选拔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上的领导去做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并鼓励更多有才学的人参政。孔子认为，这样的统治者才会赢得人民的信任。在皇权时代的中国，贤能政治依靠科举制度使优胜者博取功名与权力的途径制度化。无论该体制有何缺陷，它确实提供了选拔贤才的最低标准，并带来了适度社会流动。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一个经济学家如果鼓吹赶超战略，而政府接受了这种意见，那么这个战略所要发展的产业资本过度密集，投资很大，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工资水平难于提高，不能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杨卫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管理与教育政策
未来寄宿制学校的发展方向不应该是批评或者是消除，而应该是更好的建设。寄宿制学校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建设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政策设计和制度保障来解决的。
郑振源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什么条件呢？我认为需要四个条件：第一，他们在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要能够卖得掉，得到足额补偿。第二，城市里面要能提供他住得起的房子。第三，城市里要给他们跟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和教育，不仅是义务教育，还要让他能够在城市里面中考、高考。第四，要跟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有了这四个条件，马上就可以市民化。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宪法与政治理论、行政程序法、公共治理、港澳基本法,著有《香港政改观察: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等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于2016年7月初公布实施，为党内反腐及责任追究提供了权威的规范依据。如果你翻查任何版本的中国法律法规汇编或者司法考试教科书，会无法确定这部条例的性质与归属。这些纯粹的中国法治“本土资源”将逼迫你暂时搁置比较法的优越感和傲慢，从头开始思考中国法的体系、性质与构成问题，而这正是中国法治真正要害的地方。
李鹏飞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村民自治的实现得益于由内在需求产生的自治组织、村民间紧密的横向联结关系、良好的内在协调能力、适中的自治范围、丰富的自治活动以及强烈的公共精神和道德责任，因此不管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其在以上几个方面的表征越明显，则越有利于村民自治的实现。只有尽最大努力释放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自治方面的效能，探索合适的村民自治实现形式，才能真正促进村民自治持久有效运转。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