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劳东燕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刑法学与刑事政策学的关系,著有《刑法基础的理论展开》等
风险社会中，刑法变成管理不安全性的风险控制工具，公共政策由此成为刑法体系构造的外在参数。作为刑法解释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不仅促成目的论解释大行其道，还对构成要件解释具有指导作用。 政策导向的刑法蕴含着摧毁自由的巨大危险。 有必要借助刑事责任基本原则对风险刑法进行规范与制约，合理处理原则与例外的关系。
王晓伟
莫斯科大学外籍教授、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后
段君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9月8日，亚美尼亚原总理奥维克·阿布拉米扬突然宣布辞职，技术官僚卡伦·卡拉佩强被执政的共和党确定为候选人并可能继任。目前，亚美尼亚政治局势不稳，经济形势严峻，外交难以打开局面，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亚在此刻突然更换总理暗藏政局玄机。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著有《人权与国际关系》等
新加坡没有多大伤害中国的能力和意愿。相反，如果中国愿意仔细聆听、善意回应忧虑和批评，并有决心调整自身政策与行为，体谅对方的忧虑与关切，才是强大的中国。外交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如何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争取人心，这正是我们需要去跨越的“新加坡考验”。
Oliver Stuenkel
巴西圣保罗Getulio Vargas基金会教师,研究领域:国际关系,著有《后西方时代的世界》等
中美关系不断摩擦、战略互信的缺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缓慢都始于双方决策人与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对对方文化、历史、政治制度、治理方式和国家利益缺乏客观公正的理解。中美印象网站旨在通过加强交流和消除偏见推进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稳定、对等和共赢。
王立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领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民族问题、区域发展问题、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研究,著有《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等
王清涛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资本逻辑所支配的时代是一个极度平面化的时代，人们不再追求生命背后的意义，生活本身成了终极目的，消费主义盛行，手机、互联网将这个时代变成信息时代，人们不再是努力获取信息，而是处在信息的不断冲击下，人们可以获得即时性信息，并且随时可以“亲临”现场，但这种信息化所带来的却是自我遗忘。价值重建，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回溯来路：在毛泽东时代建构的精神价值体系对当代中国仍具意义；与此同时，也要反思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的全面渗透怎样重构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回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二元逻辑，如何获得辩证的统一，而不致任由资本逻辑全面地瓦解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
聂光辉
能源互联研究与实践者,能源经济学者,专栏作者,研究方向:能源互联,微电网技术及应用
中国的能源转型之路由于复杂性、长期性及迫切性等原因显得异常艰难，从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实际运作，可以看出对能源供给侧改革背后的机遇与挑战的重视，但从舆论的角度观察，尚未或较少地对于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实质困境进行剖析，笔者认为业内之所以对能源转型充满困惑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包括单维度的解读能源转型、转型方向缺乏约束力、新的经济模式尚未成熟。
陈进华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学生在之前的教育经历中，主要以知识学习为主，缺乏相应的传统文化的人文教育。而在进入大学之后，又文理工分科。大学阶段的通识课可以很好弥补这方面的缺憾。针对校园负面心理，我们提出的应对方案是思政理论、公平实践和历史文化的三位一体，以正气来抵御邪气。其中，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公正制度实践是保障，优秀传统文化是辅助。
陈克恭
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基本架构。我认为，“党委领导（党的领导）、民主管理（群众路线）”位于外层系统，“校长负责（行政管理系统）、教授治学（学术活动系统）”处于内层系统。“党委领导、民主管理”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保障，“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基本主体，两者关系协调统一。
张勤
南京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治理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公共治理与社会管理,著有《新农村建设区域比较研究》等
从制度化层面来看，无论是紧急救援阶段，还是过渡安置阶段、灾后重建阶段，志愿服务的参与都还存在很多的制约因素。未来中国应急救援管理制度应该从传统的封闭式应急管理制度走向开放性的应急管理制度，真正将民间组织，尤其是志愿服务纳入到应急救援体制之中。
朱红文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研究领域:当代社会理论、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等
如何破解城中村的体制和观念上的难题？前提是要认识“城中村”的性质。从空间的特性来看，“城中村”无疑已经是城市的组成部分。从功能上看，目前以“实业股份公司”为核心的“城中村”兼有经济和社区治理的双重职能。要正确认识目前“城中村”体制所潜藏的治理风险，进行“社企分离”改革，把城中村的实业股份公司作为企业的经济功能，与城中村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真正区别开来。
袁牧
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我们过去认为拥有城市户口才叫城市市民，可是如今我们有大量没拿到城市户口的人同样生活在城市，同样需要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如果城市无法提供，那这就是一种城市病。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成为真正的市民，是未来城市化当中应当关注的问题。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著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研究》等
没有可靠的农耕文明提供物质基础，整个中华民族在古代社会生死存亡的考验中，不可能有辉煌的文明记录，也不可能有现代的文明转型。我们要搞清楚一个事实，一个腐朽的文明是不可能转型的。一个文明还可能转型，是因为这个文明还有内力。转型，意味着以内力接引外力对它转型的催迫，内外呼应，才有新的中华文明形态。
别敦荣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研究领域: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管理、大学战略与规划,著有《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等
我国高等教育很快将进入普及化阶段。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将改变高等教育的形态，丰富高等教育的性质与内涵，提升高等教育的作用和辐射力。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发展走向成熟，整体结构更加和谐，非传统生源将成为主要增长点，系统内部将更富有弹性，协同合作的外部关系将得到建立。普及化高等教育具有个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功能，建立健全以高等教育组织机构自主办学为基础的制度架构，是促进高等教育普及化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著有《影子里的中国》等
中国已经意识到一个整合的东盟既有利于东盟本身，也有利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整体关系。中国理解东盟一些国家和美国紧密的战略关系，但中国不可能容许一个整合而针对中国的东盟，不会坐视东盟整体选择和美国、日本站在一起来对付中国。正如这次东亚峰会上中国的行为所显示的，中国已经做了正确的决定，继续努力巩固东盟在本区域的主体地位和亚细安的进一步整合。
李若谷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现任国际金融论坛常务副理事长
西方国家长期不遗余力地炒作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三次产业结构、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诱导中国偏重服务业和消费、减少投资，诱使中国放弃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破坏中国的发展，以维持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中国不能把这些误导性陷阱当作国际准则接受过来。
顾东辉
复旦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研究领域: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评估、社会工作职业化与专业化、非营利组织管理等,著有《支持和回应:社会工作视野中的下岗职工研究》等
“三社联动”可以从主体联接、要素联接等视角进行相应解构。无论“三社联动”中“三社”是什么，它们都需要“联”，更需要“动”，并在联动中体现相应的逻辑。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场境，吸纳社会工作的专业智慧，应该是“三社联动”良好推进的基础。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