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欧晓理
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巡视员、国务院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这三年，“一带一路”建设，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跟的不够紧。在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上文章、书籍出了不少，论坛也举行了不少，但水平参差不齐，还有些人在外面讲“一带一路”，内外不分，张口就来，根本不顾及影响和后果，引起外界，特别是国外的一些疑虑，不仅给别人留下了炒作的口实，也给我们实际推动带来一些麻烦。
田慧生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教育政策、课程与教学、教育实验、基础教育改革
数据将全方位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长期以来，我们很容易形成对传统和经验的依赖。大数据会极大拓宽我们的视野，大数据的相关分析也会帮助我们跳出习惯性思维来认识世界。
曹辛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
韩国大选就要提前到来，对未来韩国新的执政党和政府来说，奉行什么样的周边外交和安保政策才是对的？
周浩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商人治国”即将正式拉开帷幕。蜜月即将开始，但若不希望蜜月太过短暂，特朗普需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马丁·沃尔夫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奥巴马在金融危机时期就任总统，成功地推动经济复苏，但他任内一大错误是导致特朗普上台的原因之一。
林采宜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
如果说，2016年央行的货币政策在“稳增长”和“去杠杆”之间还要左右平衡的话，那么2017，去杠杆无疑是主旋律：先是金融去杠杆，而后是企业去杠杆。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民银智库50人论坛副理事长
金融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推进市场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坚持三项原则：一是市场化原则；二是法治化原则；三是全球化原则。我们需要基于以上三个原则来管理金融风险，管理风险的过程是一个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这将对中国未来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李少平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应当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央改革精神，正确处理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的关系，有效实现改革统筹推进和配套衔接，进一步夯实改革基础、增强改革科学性，以改革的思维和办法破解改革的难题。下阶段，除4项重大改革外，增设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深化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积极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健全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重要改革项目亦需大力推进，有所突破。
季卫东
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院长
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归结为：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行政规制和经济调节这两种基本的思路，而缓和规制、加强经济杠杆作用是近年来以及今后发展的总趋势。
丁宇翔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庭长、审判员
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正是人类制度历史进程中的一件不朽的“传承物”，她不仅是对此前社会结构和法律传统的有选择的回忆和保持，更是超越逻辑而对制度实践的历史言说。
杨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研究领域:宏微观断裂力学、细观与纳米力学、力电耦合失效等
采访:杨舒
光明日报记者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遴选了2011—2015年由科学基金资助完成的200项优秀成果，结集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六）》正式出版发行。在中国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的主要资助渠道——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它们基本代表了我国“十二五”期间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精华，从中亦可一窥我国在全球科学研究地图中的位置与发展前景。
王乃彦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科技评价的改革应当重点剔除那些不科学、不合理、不规范的规定，抵制那些违背科学道德的不正之风，打破重学历轻能力，重资历轻业绩，重论文轻贡献的做法，使科技成果的评价能够真正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林毅夫
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著有《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等
在改革动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则是政治家——政治领域企业家或一切愿意并真正推动制度创新的政治人物。政治家是一个群体，有领袖型政治家和一般政治家之分，两者的共同作用推动着制度创新。领袖型政治家在政治领域享有很高的权威，既有改革意愿，更有改革智慧，对改革方向和改革进程具有关键影响力。
沈丁立
复旦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美关系、军备控制与不扩散、地区安全、中国与美国的核武器政策
中美都是成熟国家,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通过逆全球化潮流谋取好处。双方需要在升级全球化过程中合理合作,切实矫正伴随全球化的消极因素,从而为两国共同发展走出更为健康的道路。
肖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与社区研究室主任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复杂的是城市中产阶层一方面追求的仅是自身的地方性公民权，其权利意识是以财产权和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当中产阶层面对公共问题找到个人化替代方案之后其关注度会降低而变得迟钝，从初涉公共领域重新退回到私人空间。作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徒及其政策的受益者，城市中产阶层能否从保护专属领地转变为建设公共领域？能否超越自身利益局限与下层民众合作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领域研究,著有《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等
当今世界给人的感觉是纷繁复杂、乱象丛生。在这些貌似相关性不大的事件或现象背后，则隐藏着一些相互关联的且带有某种共性的原因或机理。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