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丁仲礼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研究领域:第四纪地质学、古环境学、古全球变化等
气候变暖号称是全球当今的第一问题，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可能超乎了大家的想象。外交关系十分复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计划。那么现在的核心关键问题就在于，只有把谈判焦点从 “减排”转移到 “未来排放权的分配”，中国才能真正取胜。
眭依凡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领域: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管理,著有《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等
世界一流大学指拥有一些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聚集了一群世界一流学者，吸引了一大群世界一流学生，以世界一流的办学治校育人理念和世界一流办学条件，构建了世界一流大学制度和世界一流大学文化，能够培养世界一流专业人才和研究创造世界一流水平新知识的大学。
张东明
辽宁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世界经济、东北亚经济、韩国朝鲜经济、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国际关系等,著有《韩国产业政策》等
朝鲜已释放出继续进行“核”“导”试验的信息，表明其继续推进并实现“拥核”战略目标的立场，而从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的信息以及美国国防部在安全政策尤其亚太政策上潜在的延续性看，美国或倾向于采取强硬措施予以应对。
胡德平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研究领域:历史学、红学研究、中国改革问题,著有《说不尽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等
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私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力度不谓不大，开放意识不谓不强。可是，我国私有经济的发展还有无问题呢？我认为还有一个人们内心深处不托底的问题未说清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思想观念上对我国现存的私有制究竟持一种什么根本的态度？
赵明昊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块头”虽大，但道行尚不深，不必急于提出一整套方案，而要推动各国共同反思全球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引导国际社会寻求共同解决之道。同时，中国可以不断“拉响警报”，强化国际社会的危机意识和行动意识，避免全球化大幅停滞而导致“双输”、“全输”的局面。
王芳
南开大学商学院网络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研究领域:知识发现与情感挖掘、电子政务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情报学基础理论,著有《阳光下的政府——政府信息行为的路径与激励》等
国家治理是一项国家核心的政治实践活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国家治理的实践发展脉络与历史成因，本文采取历史主义的分析视角，将中西方国家治理的思想流派放在同一视域下进行比较，分析了特定治理环境中一个国家选择治理模式的关键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国家治理模式的7要素理论模型。根据这一模型，一个国家在选择某种治理模式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治理的环境因素。在特定的国家治理模式中，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治理的主体结构与对象；治理主体的价值取向以及治理对象的优先次序决定了治理的主要目标；为了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选择特定的治理策略与治理技术，并取得相应的治理效果。
杨畅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德国主要采取以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为主、国家有限干预为辅的手段，完善市场机制但不干扰市场机制，救助需要帮助的贫困群体但同时激励他们尽快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出贫困，是德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
周有光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著有《中国拼音文字研究》等
周有光先生不太喜欢用“国学”两个字，更主张用“华夏文化”。因为“国”字没有含义，每个国家都可以用“国学”，而“华夏文化”只属于中国。他认为，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
卢德平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符号学理论、青少年发展,著有《中国弱势儿童群体:问题与对策》等
民族性是一种本质性的东西，而外化和呈现民族性的除了语言，似乎没有其他更有力的符号手段。“华语”和“汉语”的区分，不过是抑制了认同维度中的民族性和文化的传统性，而将社会和政治维度凸显到主要位置。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著有《权利的召唤》等
一般而言，民粹主义政治的工具效能与价值阐释相当不对称。价值阐释的缺失，让民粹主义常常成为空洞的道德口号。这使它无法具备规范价值的力量，只能卷起一时的政治风暴，并迅疾被其他政治意识形态所取代。在这一波民粹主义的全球浪潮面前，人们应当镇定地发现，区分民粹主义的两类政体依托及其不同表现依然是重要的，但进一步区分压制性民粹主义与对冲性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了解民粹主义的又一个进路。
孙正聿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基础理论,著有《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等
理论是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体系，系统性是理论的基本特性。理论的系统性具体体现在理论自身所具有的“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逻辑的展开性”和“思想的开放性”。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与“专业性”密不可分。“专业性”的理论研究构成理论体系的“系统性”，“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则深刻地体现理论研究的“专业性”。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是否坚信自己是普世主义价值的引领人和践行者，决定了他们是否敢于出头扛大旗。但是，大旗能扛多高、尤其是能扛多久，却依赖于扛大旗者拥有的资源是否丰盛及可持续，也就是综合实力的大小长短。
钱军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在新常态下，中国应该追求的不再只是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增长的质量。同时，即便出现了经济增长的新拐点，也要忍受改革和转型的阵痛，打造和维护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扶持民企，提振内需。或许，只有当中国政府释放出明确的深化改革的政策信号，才能给予海内外市场更多的信心和动力，驱散笼罩在中国经济蓝天中的那片霾。
信春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现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著有《法学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等
通过法律改革实现政治改革 中国是一个“人治”历史久远的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说，树立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取代“人治”，本身就是中国当代社会改革最重要的使命。在中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法律改革的一个重要战线就是打破原有的政治、行政和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现代法治模式为目标的管理体制。
王浦劬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政治与治理
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及其运行，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合理划分央地事权，涉及多个维度、领域和学科，需要展开多学科、多领域和多维度的研究，也涉及本土实践与国际经验，需要归纳和比较验证不同国家的经验，探讨央地事权划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探求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
孙震
台湾大学原校长
儒家重仁义，不重财富，但并不排斥财富，这与现代成长、资本主义追求财富并不排斥，相反可以说是一致的。我们应以儒商为现代社会的中流砥柱，回归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节制物欲，让伦理在利益前面，责任在权利前面，约束自我在自由前面，世界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