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若磊
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当代政治哲学,著有《政治问责论》等
法理学的“中国学派”可遇不可求。一方面，勿以建立学派为功利目标，它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刻意的，也非刻意能为之的，否则只会是昙花一现或贻笑大方；另一方面，研究到最后或许不会得到中国特殊性的结论，不会出现地方性知识，中国的治乱兴衰并未跳出已有理论，法政秩序背后的规律是一样的。
栗峥
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著有《超越事实》等
张海霞
东营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
在中国特定的司法体制环境下，司法改革可能会因各方面的阻力而陷入困境，具体包括：司法自利性的干扰、司法寡头利益的侵蚀、上下级间信息的不对称、个人意志与短期政绩效应的影响、基于自身特殊效用目标与利益而弯曲改革轨迹的潜在风险等。为了克服上述困境，有必要建立独立的信息反馈体系、内部制衡机构和长效的问责机制，以确保司法改革平稳而有力。
张欣
北京大学法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
从法律和政治的内在张力出发，达玛斯卡以反应型国家和能动型国家两种极端国家类型作为理论起点，结合“自由放任”和“干涉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风格，对反应型国家和能动型国家的法律程序制度模式的形成、建构、特点和演化趋势进行了深入推导和分析。
王贵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技术难度不大的“代孕服务”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和伦理困境，或禁止，或认为这是满足父权主义传宗接代的欲望，将女性身体和婴儿商业化，或认为这是现代科技给人类所带来的福祉，消除了不孕者的无尽苦痛，维护了婚姻家庭的稳定，如此种种，褒贬不一。法律规制（国家）应于何处着手，道德评判（社会）如何方为适当，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钟雪萍
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
有些自由派人士早上醒来，面对“变天了”的大选结果，开始做自我检视、自我检讨(soul searching)，突然感觉“看到”了那些他们早已放弃了的对方的选民，反思是否应该重新认识他们。
陈永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制度,著有《侦查程序原理论》等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无辜者一旦被公、检、法机关错误认定为有罪，往往很难获得有效救济。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有两点:一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极其困难，二是法院审判很难纠正侦查、起诉阶段的错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有五点。要解决冤案难以获得救济的问题，必须对我国刑事司法的相关体制与程序进行系统重构。
陈柏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乡村江湖》
曾有法官对我说，办案时常常巴不得有人打招呼，尤其是难办的案件，有人打招呼就好做工作了。当事人说不通，可以通过打招呼的人作为中介去做工作。中间人可能联结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打招呼成了处理难办问题的平台。
刘忠
中山大学法学教授
地方保护主义话语体系在当代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中处于主导性地位。来自上级法院的意见或没有正式行文的打招呼，成为审判中外部干预的主要形态。以抑制地方同级党政机关干预，倚重上级法院管理为内容的研究，错置了基本的关注方向。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贾晋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部主任
不深入群众不知道，原来中国人的生活正在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其中潜藏这么多的预兆。也许，多年后的历史著作回顾2016时，会称之为社会生活巨变之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和政策”课题组 执笔: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集体成员拥有的以成员权为基础的财产权利缺乏流动性的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有效利用，而且影响新型城镇化的持续发展。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对“三权”的权利属性、维护和转让“三权”的利弊进行深入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三权”转让的总体思路。
帕拉格·康纳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人们越来越少用“民主”程度去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成功，他们关注的是城市是否安全，是否买得起房，工作是否稳定，是否能实现老有所养，是否能与亲友保持联系等等。在这样的时代，意识形态必须让位于务实的民本主义，这意味着治理形式将出现颠覆性改变。
邓聿文
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中国的意识形态要变得具有吸引力，在和西方意识形态的竞争中胜出，就必须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紧贴大众的需求，进行调整、转型乃至重建。而第一步，则是要纠“左”，通过纠“左”对意识形态进行拨乱反正。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理论
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是自古以来世界政治的永恒主题、基本价值和终极目标。权力、国家、民主、法治等等，都是达到这五大终极目标的过程、手段和方式。研究五大目标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理解区域国别政治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缩小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学术分野，明确国家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深入了解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
林肯·卡普兰
耶鲁法学院教授,著有《政治性的联邦最高法院》等
美国政治体制的终极奥秘在于将“政治问题法律化”，而最高院正因为其释宪者的地位而在美国政法体制中占据主导和中心地位。在去年最高院法官斯卡利亚去世之后，美国两党即陷入关于最高院法官提名的政治纠纷，而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进行之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金斯伯格大法官对特朗普展开的猛烈抨击，又为人们思考最高院的政治角色提供新素材。
侯猛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著有《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从司法的影响力切入》等
长期以来，学界有诸多关于现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引介和研究，却鲜少有中国法治实践的经验研究。本文尝试借助于本土概念对政法体制进行深描和阐释，探究中国的政法体制是如何组织并展开运作的。
乔治·弗里德曼
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著有《未来100年大预言》等
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作为黑马杀出，带来了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大面积回归；而世界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和军事体系上的优越性也使得国际主义一直未脱离人们的视线。在对国际政治格局进行深入剖析之后，乔治·弗里德曼直言，“世界政治的左、右之分正在被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分取代”。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