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于立深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行政法与政府管制、契约哲学、宪政与人权,著有《契约方法论——以公法哲学为背景的思考》等
在行政法理论和司法审查中，辨别行政协议（行政合同）的通用标准是一个具有综合性质的要件标准，其在针对具体问题时并非得心应手。只能以“一案一议”的方式，建立具体合同关系法律属性的判断。在行政私法契约中，并未发生公权力的作用；在行政主体隐身的合同关系中，公权力恰恰可能发挥了作用。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原院长,现任中国国际发展网络主席,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高级顾问,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副主任委员,研究领域:农村发展、扶贫,参与式研究与发展、性别与发展、公民社会与发展,著有《普通发展学》等
虽然国际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国际发展援助的理论也在发生变化，但是西方力图将自己的发展伦理普世化的意图并未发生变化。
顾浩
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陈勇
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论述了在新型城市化背景下，近年来浙江省以统筹区域和城乡发展，提升城市化质量，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为目标，不断完善和创新城乡规划体系，转变规划编制重点的一系列实践、探索及取得的经验。
张庭伟
伊利诺斯大学城市规划学院亚洲和中国研究中心
现阶段的规划改革首先应该分清规划的基本职能、中等职能和积极职能，规划工作应该集中于基本职能，减少其他职能的内容，同时改进、加强在执行基本职能时的规划行政能力。
杨振山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蔡建明
国际都市农业基金会
付承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根据产业集群的理论内涵，文章提出了从城市发展战略、城市规划和管理以及城市建设层面将产业集群纳入城市发展中的框架。结合现状，文章指出产业集群建设在经济和空间的统筹、经济互补性、地方化集群策略和可持续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盲区，是资源浪费、无序扩张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的深层原因。
韩廉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性别政策、中国妇女运动、中共妇女工作与妇女思想,著有《社会性别视角中的戊戌妇女运动——兼与西方早期女权运动相比较》等
袁秀贞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妇女回家”的就业政策提案彻底违背了以上原则:一、提案厚男薄女，有悖于公共政策规划的公正性原则。二、提案主要考虑男性群体的利益，违背了公共政策规划的普惠性原则。三、提案是就业领域的“扶强抑弱”，违背了公共政策规划的劣势者利益最大化原则。此外，它还违背了个人受益、可持续进行等原则，是不可取的。
姜明安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宪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公法导论、软法、信息产业等,著有《行政法学》等
对于未来的探索与筹划似乎是人类的本质，而行政规划的科学有效性就具体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和能力。可以说，良好的规划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的源动力和助推器。
朱敏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胡平江
华中师范大学农村改革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本文以湖北省秭归县“村落自治”的实践探索为基础，分析了“两级村民自治”的形成过程及其动因。本文认为，“两级村民自治”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是对当前行政村民主规模过大问题的有效调节，也是对村落这一小共同体的有效利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应特别注意行政村和村落的双重行政化问题，同时应避免陷入对小型共同体的过度迷思。
薄贵利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研究领域:国家战略、中国公共行政、人才资源管理、领导科学,著有《国家战略论》等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同步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这是政府科学有效地履行职能的必然要求。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必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趋势和基本要求，切实提高政府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水平，并实现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李永成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大国关系
本文提出“战略利益”对“意识形态”的两分法，将美国外交谎言分为战略谎言与自由主义谎言两大类别以主要的历史实例为支撑，挖掘其中蕴含的战略逻辑，认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运行方式的错位、外交决策透明与保密的矛盾、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理论力量的消长、国内观众成本、社交媒体对外交决策过程的侵蚀是导致美国外交谎言产生的主要因素。
沃勒斯坦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译者:张发林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我们身处的历史体系，正在经历一次结构性危机。这次危机不仅仅只是一次通过集体政策的调整便可恢复的周期性衰退，而是500年一遇的危机。
张荣臣
中央党校教授
如何解决党政之间的关系问题呢？当前不是简单地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而是要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上下功夫，也就是党政分工。其基本依据是，“党”和“政”必须在职能上进行合理的分工，必须在载体上分开，但是政党又一定要以适当的方式领导或参与政权，要组织或监督政府，要在各个社会利益群体和政府之间充当一条稳定的“通道”。
张三保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领域:转型经济的战略领导、制度环境与组织行为、公共政策比较与分析等
田文杰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当前我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在运行模式上涵盖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巨型工程和招商引资等四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它不但植根于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晋升机制等国内形势，而且溯源于分权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国际趋势｡它既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积极效应，也有经济和社会上的消极作用，且消极作用正日渐超过积极效应｡
郑方辉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邱佛梅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领域:法治评价
法治政府评价旨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体现评价的工具理性｡本文将政府绩效评价的理念方法导入法治政府建设评价中，衍生出法治政府绩效评价这一新的概念范畴｡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的价值理性，体现结果导向与满意度导向，追求法治的公信力，或者说有公信力的执行力｡
彭彦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研究领域:府际关系、反腐败与权力监督、政府经济学
跨界公共问题治理的困境在于行政区划刚性约束和地方政府竞争双重作用下区域管辖权的缺失和地方政府权力的滥用，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域管辖权的建构和对地方政府权力滥用的有效规制｡要提升跨界公共问题治理的有效性，区域地方政府必须对横向权力关系进行深度协调，不断深化合作｡
周健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企业评价研究室副主任
随着智能技术在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企业创新的开放性特征愈发明显。一些企业不再局限于引进人才、并购创新资源或内外部合作，而是构建一个遵循统一规则的网络状平台，集聚上、中、下游创新成果，以产品与服务的综合产出引领市场潮流。网络化的平台创新突破了企业的边界限制，对原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