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岳汉景
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中东问题、外交政策问题、核不扩散问题,著有《文化影响国家行为的机理研究》等
同为入叙打击“伊斯兰国”，美俄却选择了不同法律依据，其重要原因是两国围绕“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府是否是合法政府”而进行着国际话语权之争。这种话语权之争从根本上讲是“何谓合法政府”这一国际规范层面问题之争的外在表现其事关中国战略利益，值得中国密切关注。
田先红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传播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罗兴佐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著有《基层民主建设研究》等
与 “为权利而斗争”的农民上访行为不同，派系上访的目的是“为利益而斗争”，在村内政治中，向上级政府上访告发对立派系的种种问题已成为村庄派系竞争的重要手段。虽然在某些时候这有利于维系村庄内部权力均衡，但这种利益交换在本质上是以牺牲村庄公共利益为代价的，极容易导致村庄公共资源分配不公。长此以往，村庄政治的公共性被派系竞争消弭殆尽。
程会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王海芹
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城镇化成为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生产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同时，高速城镇化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需引起重视。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地方教育部门不依法治教，纵容公办学校违规招生，借民办之名，全省招生、扩大规模，是显而易见的。衡水中学作为公办学校，不能与自己的民办学校共用师资、“公”、“民”不分，任由自己的民办学校以自己的名义招生，规避国家对公办学校的办学规定。河北省教育主管部门明知衡水中学、衡水一中是两所不同学校，却一直把两校当一校，接受所谓衡水一中一年139人考入清华北大的“成果”，这把《民办教育促进法》置于何地？这是地方教育部门知法犯法，也把自己颁布的公办学校招生、办学规定变为一纸废纸，让地方教育部门毫无公信力。河北省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回应，为何对这类办学如此纵容？还要不要依法治教?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财新智库莫尼塔宏观分析师
2017年初以来，即便上半年房地产投资相对平稳、基建投资热情高涨、出口需求明显改善，似乎足以支撑经济的总需求继续向好，但在去产能仍将继续推进的背景下，我们可能只会看到制造业企业继续“以销定产”地提高产能利用率。制造业投资的真正回暖，既需要去产能继续取得决定性进展，也需要经济新增长点的浮现。如此，制造业企业投资扩产的信心才可得到有效恢复。
王军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行业的变迁，恐怕没有那个比教育部门饱受如此多的争议和诟病。从办学理念和教学内容设计等关键环节上看，今天的中国教育本质上与改革开放之初没什么两样。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教育部门长期被一些墨守成规的官僚所把持。时间已经证明，指望这些人锐意进取、推动改革已不大可能。对中国教育部门的改革，亟待拿出当年改革者的胆识和勇气：不换脑筋，就换人。
唐士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想、比较政治学、政治哲学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正义被认为是政治的核心价值，是平衡共同体成员的平等与差异的基本原则。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虽然不存在类似正义的概念，但仍然通过“仁”“礼”和“义”三项原则的相互支撑形成了一套解决人与人之间“分”与“和”的关系的基本框架。与西方主流思想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把正义作为最高的政治追求，真正的理想社会是超越了正义原则的“大同”之世。
刘磊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史、美国外交与军事政策、当代中国外交
聂冰玥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
2013年以来朝鲜核导计划的发展，特别是2016年的两次核试验促使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使得东北亚国际关系和安全局势愈加复杂和危险，也给中国的安全与外交带来严峻挑战。中国有必要冷静分析和应对，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寻求解决方案。
王传剑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是由包括历史与地理、经济与安全、美国与中国、规则与秩序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促动的结果。尽管由于各个方面的局限它在当前局势发展中只能作为一个次要角色起到某种辅助作用，但却在很大程度上给南海问题的管控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张志铭
中国人民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研究领域:法理学基本概念、法治与公共政策、司法原理和制度,著有《法律解释操作分析》等
应该基于什么样的时空坐标、理想尺度认识和对待中国特色、中国国情，并据此进行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推进中国的民事执行制度改革，是当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斟酌的问题。
姜明安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宪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公法导论、软法、信息产业等,著有《行政法学》等
为了科学合理地调整这些关系，国家监察法应对国家监察机关的组织、职责、权限和监察手段、监察程序，以及对国家监察机关本身的监督、对国家监察对象合法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机制进行周密的设计和规范，以保证国家监察机关既有效行使反腐败职能，又防止其滥用权力。
郭海峰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崔文奎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
米特兰尼是欧洲功能主义的创始人，被尊称为“功能主义之父”。深受英国自由主义影响的米特兰尼，在继承和延续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基础之上，结合对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间隔期的深刻反思，提出一条能够实现“永久和平”的理论路径——功能主义。
高飞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研究领域:外交学理论、中俄关系,著有《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关系的演变》等
“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法国右翼政党崛起，当前，西方出现了一波反全球化浪潮。这一现象凸显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矛盾加剧，并产生外溢效应。认识和理解“反全球化”的实质，对于我们趋利避害、顺势而为，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李树忠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宪法学基础理论、基本权利、政治制度,国家机关组织,外国宪法、港澳基本法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党内法规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并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提出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分属不同的规范体系，二者是并行的，这尤其体现在党纪和国法不能互相替代。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加强对党内法规的备案审查有助于促进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协调。党内法规融合底线要求和高标准，吸收道德要素，其要求严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是内在统一的，要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如果以教条主义方式来解读，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那么固执己见和无休止的分歧将是宿命性的后果。但以教条主义来解读尼采，这本身是巨大的讽刺。我们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从尼采的洞见中获得启示：恰恰因为“上帝之眼”的视角不再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视角只是众多可能的视角之一，这使得谦逊成为必要，这邀请我们向其他更多的视角开放、倾听、理解和学习，这在我看来也是尼采本人赞赏的态度。
姜迎春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著有《冲突与整合: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定位。认清意识形态工作在整个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融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良好局面，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辉煌成果的重要体现。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