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著有《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等
拒斥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国家主义未必能够有效地实现我们期待的发展，适当且理性的国家主义往往更适合作为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至于如何重启全球化，基本思路恰如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在2017年1月召开的年会上所说：“自由贸易仍然是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强动力。当今领袖面临的挑战和责任是，既要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又要让贸易成为包容性增长的源动力。”
吴鲁平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系主任
杨巧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讲师
肖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农村共同体正经历着现代化的转型，现代“社会”正冲击与消解着传统共同体。这一过程导致了农村青年在认同、信任和接纳这三个核心价值层面出现了变化、矛盾与冲突。他们向往城市却认同农村，人际交往圈子在扩大信任圈子却在缩小，对新成员的接纳与选择并存。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院长,研究领域:基层政治与乡村治理,著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等
现阶段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特点是“由乡入城”，规模和影响大。本文提出“接点政治”的概念，认为在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当今，政治体系各部分的“政治应力”更为不平衡，社会矛盾及其集中反映的群体性事件很容易在那些“政治应力”最为脆弱的“接点”部位发生。
杜正贞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研究员,研究领域:明清史、社会史,著有《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等
近十年来，学界发掘利用山西东南部的碑刻、赛会写卷等文献，从宗教信仰、基层组织和演剧、赛社仪式等角度，对该地“社”的历史形态进行了犬量研究，使之成为从地方社会实践的层面，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社”的典型个案。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院长,研究领域:基层政治与乡村治理,著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等
“小农”的“社会化”，大大提升了农户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但同时也蕴含着三大内在矛盾，使农民进入到一个更不确定和风险性更大的社会。由此需要根据社会化小农的基本状况建构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并提供相应的国家保护和支持。
周庆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中国政治社会学、中国政治制度、基层政权组织及制度与文化的经验,著有 《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等
当前的基层治理结构，有自治空间，但没有自治权，是单中心(集权)权威秩序，不是多中心(分权)自治秩序｡基层社会自治的建构，一是自治权的法律保障，即明确社会自治权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不同层次的自治体之间的权利内涵和边界｡二是政府、社会、市场等领域的多中心公共治理主体的形构｡三是重构主体社会｡
胡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朱小庆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学系
随着中央明确提出“三权分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研究这一极具创新意义的制度改革。本文通过梳理三权分置研究的产生与发展，归纳了三权分置的概念、内涵、必要性和意义，探讨了围绕对三权分置的一些理论争论的焦点，并对当前三权分置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简要述评和展望。
刘强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学报副主编
马光选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政治改革减缓之后，中国的政治改革阵地向基层转移，在广大农村发展起了村民自治的民主形式，但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中国的村民自治走向何方？村民自治为什么目前陷入低迷状态？
刘莹
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当前美国政府对俄的态度未能改变，以及俄罗斯国内示威游行事件为什么会在此时发生，背后都有“推动因素”。未来，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将继续保持“鹰派”作风。
陈霞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国家理论、西方政治思想史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国家相对自主性”概念为基础开启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回归国家学派对这一概念深入挖掘、系统论证并最终确立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自主性理论到回归国家学派的潜在自主性理论、镶嵌自主性理论构成了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图景。
寿慧生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的努力连连受挫，对他的后续改革计划也构成致命打击。“百日新政”很可能流于口头。
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而言，3月24日注定会成为一个里程碑。这个日子带来的是一个坏消息。对一个刚刚进入第64天的新政府来说，坏消息似乎来得有些太快了。
节大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国际安全、两岸关系、中美关系
马英九在两岸关系上战略谋划高明，在岛内政策上执行决断不足，在党内政治上权术谋略缺乏，但是鉴于台湾地区领导人所面临的诸多不寻常的内外限制，马英九能做到的至少在及格以上了。笔者相信，对于即将告别台湾政治中心的马英九，历史应该会作出比目前台湾老百姓高得多的评价。
严泉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师,研究领域:政治史、中国政治、中外政治制度,著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等
在赢得“总统”与“立法院”过半席次的双重胜利后，民进党进入“完全执政”模式。不过，在泛蓝势力仅占“立法院”三分之一席位的态势下，“立法院”在制度空间上仍然能够有所作为。可以依法提出“罢免案”，即使在最后的院会表决阶段不能通过，但是能够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倒阁权与质询权的行使，同样拥有不少主动性与随意性。
陈国权
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权力制约与监督等研究,著有《权力制约监督论》等
陈永杰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第三区域因采取政企统合治理模式而与城市治理和乡村治理形成显著的差异。这种治理模式的组织结构特征集中体现为统合性、大部门制和不均衡性，并由此形成了统合型的权力分布形态，关联事权的一体化和重决策执行、轻监督的权力配置关系。
陈潭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单位身份的松动: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研究》等
杨孟著
广州大学大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从创新要素的“内生化”视角来看，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增长理论具有天然的局限性，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增长理论却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带有前期预见性的科学解释和实践指导。当下中国积极实施的创新驱动战略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增长理论提供了具体的现实注脚，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实践样本。
陈潭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单位身份的松动: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研究》等
邓伟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作为社会生产力函数的主要变量，大数据推动了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也是提升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随着大数据技术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运用，大数据驱动大都市治理研究将会不断走向真实、全面和深入。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