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尹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民法,著有《民事法律行为与代理制度研究》等
我国《合同法》对显名主义的突破我国民法理论整体上继受了德国民法理论，将“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代理行为”作为代理的基本特征。《民法通则》第63条第2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间接代理被称为“行纪”，适用行纪合同的相关规则。
米雪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王学玉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欧洲一体化理论、欧洲外交政策、地区安全与政治、中国外交
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相关国家也都在思考和调整各自的安全战略。战略文化塑造了战略偏好，从而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同的战略行为，它在物质性解释和观念性解释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我们理解亚太地区国家的安全政策选择注入了一个新颖而有价值的视角。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领域: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现代公司治理
改革的进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曲折起伏是必然的。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社会是大势所趋，除此之外，中国别无出路。在此关键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努力。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中产阶级是很好的一个社会主体，但我们现在把它高度政治化了。总有人觉得“中产阶级”一定要跟政府分权，如同在西方；但实际上则不然。像在日本和新加坡，中产阶级都是支持政府的，因为中产阶级是政府培养出来的，肯定是支持政府的。
薛兆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领域:法律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著有《经济学通识》等
不仅仅是口头上的重视，在制度上面重视了，那时候开始出现有限责任公司制度。这个制度完美处理了人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个制度到今天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创造，这个创造在开始的时候不受待见。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不要误读2016年大选。与某些评论所说的恰恰相反，美国的政治制度并未被民粹主义浪潮冲垮。特朗普的胜利体现了美国的真正问题，即愈演愈烈的社会、州与州之间的不平等。
陈家刚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协商民主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协商民主意味着不同的政治行为者能够制度化对话和讨论，达成共识，做出合法决策。协商民主是我国政治结构内的一种具体的民主形式，它对于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动广泛的政治参与、锻炼和培养公民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多样，但也面临诸多挑战。推动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在实践中充分利用制度存量，主动创新制度增量。
赖先进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讲师
自1986年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出以来，历经30多年的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已有显著提高，决策过程已从非制度化决策走向制度化决策、从个人集中走集体决策和共识型决策、从经验决策走向科学决策。但是，目前依然有的地方或部门公共决策质量不高、决策失误频繁，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使社会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有学者甚至提出：决策失误是中国最大的失误，是中国最大的浪费，也是中国最大的腐败。如何推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仍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需要探索和实践的长期任务。
霍伟岸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西方政治思想史、民主理论,著有《洛克权利理论研究》等
政党政治早已成为现代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反党争思想却并不因此而只具有历史意义。当然，此党争非彼党争。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从柏拉图到麦迪逊的反党争思想对于我们理解民主与政党的关系，以及民主决策的认识论基础，民主巩固的社会基础，民主弊端的人性基础等等重要问题，都深具启发意义。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军事和战略问题研究
全球化引发超大规模高频物流、人流和信息流，而这一切离不开货币这一中介的普遍化、高级化。在货币资本所有者主导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货币不再只是金融，不再只是经济，而且还是政治，是治理，是秩序，是生活。货币金融学和货币经济学已经不足以满足当代对货币知识和驾驭货币的需求。货币政治学和货币政治经济学成为亟需发展的学科。
曹亮亮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新旧转换的历史节点。全球治理体系在现实层面和法理层面不断扩大的鸿沟是当今时代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应对全球性问题所引发的问题与挑战，迫切需要变革原有的全球治理格局。回顾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进过程，给我们改革当前国际治理体系所存在的不平等和效率低下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李德顺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改革和发展、价值论、当代文化等,著有《家园--文化建设论纲》等
民主的合法性来自何处？法治的合理性根据何在？面对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回到思想的起点和观念的本质，重新认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内在联系。民主，是在共同体或群体内部，人们之间平等结合，享有共同的权利和责任（义务），并就共同体的价值选择做出决策和评议的活动方式。法治则是落实全体公民的权利与责任的规范之治。
修远基金会研究部
过去数十年，由于向世界开放，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而中国人也深刻意识到，当代中国所取得的一切发展，都源自一种开放、进取的世界主义眼光和胸怀。当逆全球化声浪渐起的当下，我们所需要做的，是突破和改变霸权争夺的传统国际竞争逻辑，探索和推动一种更具包容性、更具平衡性的全球化发展方式，探索一种与全球发展与全球治理相匹配的世界观。
侯猛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著有《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从司法的影响力切入》等
《人民的名义》是一部很成功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一部法律剧，传递出了当下的法律观念。从剧中的三个细节，可以解释中国当下的政法体制。
赵可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从中国角度,探讨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其制度成长。主要著作有《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等。
从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出发，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受到历史、社会、文化和现实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先后经历了从天下秩序到国际秩序的变化，正在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秩序转型。这一转型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在继续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正在实现从改制向改制与创制并重的方向转型。其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成为中国新秩序观的两个支柱。中国的新秩序观并非是推翻现有国际秩序，而是在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通过改制和创制两条路径推动现有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教授,博导,国务院参事,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正是建设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所迫切需要的有效推进方案。“一带一路”绝不是中国的独角戏，而是新型全球化阶段的世界大合唱。为了让世界各国真正地参与进来，共同唱响这首大合唱，我们就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实施路径提出了二十条建议。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