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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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哲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检察机关在作为国家正义的捍卫者、指控各类犯罪行为的同时，也应该担起公众利益的“保护伞”的角色，应当重新定义公诉权的含义，将公益诉讼注入其中。将保障国家利益或保障公共利益统一起来，打击日益泛滥的雾霾问题既是在维护公共利益也是在维护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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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宁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学术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战略问题与东西方比较研究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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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城市社会学、青年社会学、中国研究,著有《“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人”的问题，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曾有数次热烈的讨论，但参与者主要是哲学、文学及思想史等领域的学者，而少有社会科学研究者。社会科学本身在中国恢复不久固然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以社会构成系统及其存在方式为研究对象、高度依赖理论范式的社会科学，如何展开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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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莉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政策体系逐步健全，农业生产方式、乡村社会形态和国家—农民关系经历了深刻调整，给乡村治理带来一系列新挑战。从治理的主体看，农村能人的流失，农村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低是突出短板；从治理的内容看，突出体现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和土地等农村集体资源分配带来的一系列治理内容的变化与难题；从治理的方式看，德治、法治等多样化方式尚未得到充分运用；从治理的边界看，“合村并组”的行政村建制调整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打破了以共同产权为基础的地缘相近利益共同体这一传统的治理边界，以新型农村社区为基础的治理单元面临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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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著有《面向21世纪的中美日战略关系》等
从国际环境看，美国虽表面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主张，但公开声明不介入日俄岛争，实际上是将这一问题作为操控日俄关系的重要工具。日俄关系如取得实质性缓和，必将引起整个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影响亚太和世界的战略格局，并非美国所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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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永明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国际战略、中国外交
朝鲜半岛问题历来错综复杂，众说纷纭，常常令人感到难以理解。但如果从历史演进的逻辑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较为清晰的脉络：朝鲜半岛问题的历史逻辑起点始于日本吞并朝鲜；半岛由于内部体系的破碎，缺少领导民族的核心力量，其复国过程严重依赖外部力量。这种依附性导致战后半岛受大国竞争和冷战影响而陷入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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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亚洲和非洲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分析,著有《权力与财富:经济民族主义研究》等
“对接”是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个中心的政策概念，也是贯彻“一带一路”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但目前尚未有关于“对接”的系统分析。我们要实施好国际“对接”，学术界应提供智力支持，对之作出理论分析以概念化“对接”，即探讨国际“对接”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进行国际“对接”，以及如何进行国际“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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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服务经济与贸易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著有《国际服务贸易》等
市场经济无“好”“坏”之分，但市场经济的政治支持有“好”“坏”之分。市场经济的逻辑，尤其是金融市场的逻辑表明，市场经济需要好的政治支持。政治支持是一个国家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结合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构与形成，并经由规制（监管）的途径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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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育强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收集到的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这一规定，不仅带来了理论上的分歧，如关于该款合法性的讨论、“等证据材料”的范围、“可以”的内涵等，还导致了规范层面上的各种冲突，如证据种类、证明标准、“等证据材料”的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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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培东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法学与经济学的探索》等
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主要体现为法学理论对于法治实践的敏感度及涵摄力；问题意识是法学研究或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之间的主要媒介。当下法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缺失，与我国法学研究及法治进路的双重转型相关，也与法学学科的特性、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及对待法治现实的态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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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周国荣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全球治理需要国际领导，但国际领导的赤字由来已久。特朗普总统的当选以及他所主张的“美国优先” 的内外政策让国际领导的赤字问题更加凸显。作者将对国际领导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分析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国际领导的概念以及国际领导的目标、手段、方式、领域、绩效和合法性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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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磊
社会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兴华学者。长期从事精准扶贫与国家治理方面、社会保障、社会资本等领域的研究。
农村精准扶贫的前提是将真正的贫困识别出来，但调研发现，精准扶贫往往出现“瞄不准”的现象，也就是说，扶贫名单上出现的并不完全是贫困户，甚至精确瞄准并不是按照收入水平来划定的。精准扶贫的贫困识别分为三个过程：瞄准贫困村、瞄准贫困户、贫困户核查，分别由扶贫办、村干部和驻村干部执行，在这三重对焦机制中，福利均分原则、村庄政治结构以及扶贫考核压力都限制了完全按照经济收入来进行贫困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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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国际关系,著有《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等
全民基本收入方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从各方面的报道看，主要基于对未来变化的设计。由于自动化、人工智能化是未来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必然趋势，在此情况下，原来由人从事的工作，会越来越多地被自动化、智能化程序、机器人替代。据预测，未来20年，美国将近1/2的工作将会被自动化技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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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绪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如何构建一个叙事来促进国际社会全面接受中国的崛起，是当前中国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本世纪初期，中国一些政策思想者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向亚洲、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坚持走和平道路的决心。但是“崛起”的概念含有冲击现有国际秩序的显著内涵。随后，中国对外传播的主导概念调整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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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文在寅执政后无疑会采取同前任不一样的对朝接触政策，而韩国的民众也不愿意看到战争，接触政策也是民意，但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接触，而是怎么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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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同学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围绕乡村社会从事社会人类学、民族学、政治与法律人类学研究,著有《楚镇的站所——乡镇机构生长的政治生态分析》等
参与式扶贫理念对当下中国的扶贫工作颇具影响，其强调弱化国家、凸显个体公民权在决策中的作用，并在族群复杂的社会中超越国家，而基于中国本土的扶贫实践证明，此一理论亟待反思，过于夸大其功效于精准扶贫和民族团结皆不利。作者认为，以政府主导扶贫确须完善，需从管理式转为服务式扶贫，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精准化、提高绩效。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