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高健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英美社会文化思想史、英美文学、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美国外交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
其实在当前英国政治大环境下，任何政府估计都会是短命的。因为英国人多少意识到了，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面对发生的一切，他们根本不知道可以依靠谁。还是那句话，恐怖袭击是一种外在的形式 毕竟还是零星出现的；真正的恐怖，是无所适从的生活境遇与不可理解的时代。
傅小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近年来，欧洲各国恐怖袭击风声鹤唳，警铃大作，折射该地区面临越反越恐的安全困境。究其原因，一是“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煽动策划的自杀式“独狼”袭击难以防范；二是欧洲各国外有国际恐怖势力虎视眈眈，内有暴恐土壤酝酿发酵，成为欧洲各国面临的巨大难题。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这些表面上的成就很难奠定俄罗斯复兴的基础。无论哪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最主要标志是制度，即一套新的制度的出现。强人的出现对这套制度的出现至为关键，因为新制度不会从天而降，新制度是需要强人去造就的。不过，强人的出现不见得一定会导致新制度的出现；如果强人只是为了自己，那就很难把自己的权威转化成为新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强大的只是这个强人，而非制度。
郑戈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宪法、行政法和刑事司法,著有《西方法律思想史》等
以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为样本，可以探讨关于中国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可能具有的问题意识，以及这种问题意识所开启的知识进步空间。
丁晓钦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危机呈现一系列新表现、新特征。在这些国家，虽然一些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指责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干预等方式转移国内民众视线、转嫁危机，但无法改变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深的总体趋势。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政治学原理和方法、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等,著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等
党内民主，是指把民主运用到党内来，在党内实行民主。具体地说，就是在党内一切活动中，都要树立民主的思想理念，遵从民主的原理原则，建立民主的制度机制，按照民主的程序规则办事。自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诞生以来的170年间，党内民主的探索经历了三次热潮。
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企业产权理论与经济发展,制度创新理论、人本体制理论、广义产权理论、中国发展转型理论,著有《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等
企业家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家的“特质内涵”需要作出新的界定。作为“创建企业并担任经营管理职责的指挥者”， 企业家必须具有“创新”“情操”“复合经济人”等三合一的特质。这是新时代企业家的重要标志。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著有《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等
当然，开放本身只能为石油天然气改革提供一个切入点，这场改革的最终成败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其它领域的配套措施。资源产地的地方政府应该在新启动的这一轮油气体制改革中制定实施更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政策，创造更好环境。
华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研究领域: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著有《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等
经济结构原本属于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一个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应当达到三个目标：在实现全要素充分就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同时，能够确保经济资源始终配置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部门和经济领域。
朱光磊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现代政府理论与当代中国政府、政治社会学等,著有《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等
李晨行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目前，中国社会并未呈现出阶层固化的整体态势，但也存在着影响阶层正常流动的若干障碍因素，包括宏观的制度与政策、中观的制度外“间隙”行为机制、微观的差异化的个体能动性等。防范阶层固化的风险，应坚持“控制”与“限制”相结合、“应对”与“面对”相结合和机会公平原则，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促进阶层间的纵向流动。
方李莉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所所长,著有《新工艺文化论:人类造物观念大趋势》等
微信民族志的讨论是一场从对人的物理空间的研究迈向虚拟空间的研究，也包含了从对社会组织和象征符号等文化体系的研究迈向了对人的精神结构和人格行为等方面的研究，还包含了从对人的外部世界的关注转向内部空间的关注。这也许会促发一场具有革命性转折意义的人类学大讨论。
景跃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和中国政治
上个世纪70年代开启的第三波民主化席卷全球，导致了错综复杂的结果。在退潮之际，曾卷入民主化浪潮的不少国家被发现是在裸泳。一度令人欢心鼓舞的民主之花，缘何结出了新的威权之果?这是比较政治学研究者面临的困惑和反思的对象。以“选举”和“威权”为关键词，可以简要勾勒出这一反思的逻辑序列。作为反思的副产品，选举、民主与威权三者的关系以及既有政体分类发生了令人瞩目的重构。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著有《政治学通识》《民主崩溃的政治学》
1945年到2015年的70年间，从国际格局上看，美国和美国保护下的欧洲总体上处在没有重大威胁、安全无虞的情境之下。这是 “承平日久”的70年，而“承平日久70年”导致了“硬政治”的退场。但在今天，当下的欧美暗流涌动：一是欧盟国家实际上是被硬政治包围的软政治，这基于国际格局与地缘政治的视角；二是欧美国家内部工作机会流失的政治后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30、40年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深入发展的结果；三是欧美国家内部人口趋势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四是恐怖主义袭击已经发展成为“城市游击战”的新模式。欧美国家应对当下面临的问题和危机需要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联姻。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政治学者，面对欧美国家的新现实，都需要新思想。
孙祁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研究领域: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运行,中国保险市场
“一带一路”意味着新的竞合模式与格局，势必涉及资源整合和利益协调，可能会加剧系统内部原本各种活动的不确定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非常高，风险的管理经验和手段缺乏。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在当下的中国，减税降费无疑是最受欢迎的词汇之一。提起减税降费，从政府官员到学界精英，从企业家到普通百姓，几乎无人不为之叫好，也几乎无人不以规模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的确，在经济下行态势未变且仍趋严峻的情势下，相对于扩大投资、增加支出的传统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减税降费当然是最契合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选择。
程方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创新发展的重要智库和各类高水平人才成长的摇篮，高校既要明确“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以及自身可以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也要意识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价值将远远超出经济、商业、金融和外交等领域，在文化、教育、法律、艺术、交通、科技、宗教、环境、资源、历史等方面，也将产生不可估量和全方位的重大影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