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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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赟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厦大法律评论》主编,著有《司法决策的过程——现实主义进路的解说》等
由于事实生成过程以及法律适用结论的可错性，我们不可能设定出逻辑圆洽的错案实体标准，因此，“错案”无法作为一个法学或法律专业术语而成立。这也就意味着当下对错案的认知存在方向性偏差，而相应司法责任追究机制的设置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建设浪费，更是一种逻辑上无法成立因而应当予以摒弃的司法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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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卫民
四川大学教授、国家2011协同创新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研究领域:诉讼法学、司法制度,著有《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等
法律实证研究是一种基于数据的经验研究，因关联于社科法学而具备社科法学的某些“血缘特征”，然而在研究对象选取、数据运用、法律现象阐释等方面已显著不同于社科法学。在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已经在法学研究格局中开始崛起并扮演一定角色，其所具备的独特优势也必将为其赢得更大的致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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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曙宏
国务院法制办党组书记,研究领域: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宪法学,著有《WTO与行政法》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远见卓识和责任担当，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吹响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开辟了全面依法治国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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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群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国际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伦理学理论、西方伦理思想史、政治哲学和应用伦理学,著有《德性之后》等
正义社会的稳定性或称政治稳定性是罗尔斯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使得罗尔斯从整全性（comprehensive）的政治、道德学说向单纯的政治哲学转换的关键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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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著有《三农问策--走出制度困局》、《和谐社会与三农中国》等
健康中国有三层含义：一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二是人民的生活方式。三是国家发展的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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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礼群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十一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研究领域: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著有《走科学发展之路》等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改革发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改革包括行政权力结构变革、行政组织机构调整、行政管理制度以及行政手段方式创新等。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特定的行政框架、经济社会改革不断深化以及国际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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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柳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自2015年初法国《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以来，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相继遭受“伊斯兰国”血腥袭击。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和巨大的反恐压力，反恐体系和能力走在欧洲前列并时刻保持反恐戒备的英国也未能逃脱。这凸显了未来反恐斗争的复杂性，反恐亟待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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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健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英美社会文化思想史、英美文学、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美国外交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
其实在当前英国政治大环境下，任何政府估计都会是短命的。因为英国人多少意识到了，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面对发生的一切，他们根本不知道可以依靠谁。还是那句话，恐怖袭击是一种外在的形式 毕竟还是零星出现的；真正的恐怖，是无所适从的生活境遇与不可理解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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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近年来，欧洲各国恐怖袭击风声鹤唳，警铃大作，折射该地区面临越反越恐的安全困境。究其原因，一是“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煽动策划的自杀式“独狼”袭击难以防范；二是欧洲各国外有国际恐怖势力虎视眈眈，内有暴恐土壤酝酿发酵，成为欧洲各国面临的巨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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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这些表面上的成就很难奠定俄罗斯复兴的基础。无论哪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最主要标志是制度，即一套新的制度的出现。强人的出现对这套制度的出现至为关键，因为新制度不会从天而降，新制度是需要强人去造就的。不过，强人的出现不见得一定会导致新制度的出现；如果强人只是为了自己，那就很难把自己的权威转化成为新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强大的只是这个强人，而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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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戈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宪法、行政法和刑事司法,著有《西方法律思想史》等
以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为样本，可以探讨关于中国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可能具有的问题意识，以及这种问题意识所开启的知识进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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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钦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危机呈现一系列新表现、新特征。在这些国家，虽然一些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指责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干预等方式转移国内民众视线、转嫁危机，但无法改变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深的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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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政治学原理和方法、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等,著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等
党内民主，是指把民主运用到党内来，在党内实行民主。具体地说，就是在党内一切活动中，都要树立民主的思想理念，遵从民主的原理原则，建立民主的制度机制，按照民主的程序规则办事。自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诞生以来的170年间，党内民主的探索经历了三次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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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企业产权理论与经济发展,制度创新理论、人本体制理论、广义产权理论、中国发展转型理论,著有《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等
企业家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家的“特质内涵”需要作出新的界定。作为“创建企业并担任经营管理职责的指挥者”， 企业家必须具有“创新”“情操”“复合经济人”等三合一的特质。这是新时代企业家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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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著有《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等
当然，开放本身只能为石油天然气改革提供一个切入点，这场改革的最终成败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其它领域的配套措施。资源产地的地方政府应该在新启动的这一轮油气体制改革中制定实施更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政策，创造更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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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研究领域: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著有《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等
经济结构原本属于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一个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应当达到三个目标：在实现全要素充分就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同时，能够确保经济资源始终配置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部门和经济领域。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