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智
大连外国语大学韩国语学院讲师,研究领域:政治学、领导学、公共外交等
朴正熙在1963至1979年执政期间,通过施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成功扭转了韩国积贫积弱、国力低下的状况,帮助韩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在治理韩国国内环境的同时,朴正熙还通过外交政策上的改革,特别是积极推行一系列的经济外交政策,逐步改善了韩国的外交状况,为韩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间接地加速了韩国的现代化进程。
奥登其木格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刘海峰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对于蒙古国本身来讲，人口发展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人口分布不均，从1990年以来大量人口持续地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某些行业也存在着性别歧视的现象，本章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蒙古国人口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王正绪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先后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讲师、副教授、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副主任,副所长、执行所长。
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一书实现了将古代中国史与自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亚当•斯密等人以降现代社会科学分析框架和理论传统完整的结合。赵鼎新的工作在理论上拓展了现代社会科学解释的可能性，检查了中国古代统一的官僚体制集权政体的起源、成型、巩固、延续的过程，为自西周以降直至清朝结束的古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叙述框架。自汉朝以降中国历史上的种种现象和模式，包括长期稳定的官僚帝国体制、工业资本主义未能兴起、周边游牧帝国的兴衰等等，都可以由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文化三部分组成的“儒法国家”来解释。此书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整合与分析，从而使古代中国历史获得了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的新的学术生命。
王振民
香港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研究领域:宪法学、行政法学、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香港回归和基本法实施对于国家而言不是重新制宪，制宪权已经在建国之时行使过了。不可能要求全中国来适应香港，香港只能慢慢熟悉、认识、适应国家和国家的制度体制。
瑞安·伯恩
Ryan Bourne
前国际能源署公共政策负责人,现任加图研究所“经济学的公共认知”项目的R.Evan Scharf讲席
由于医疗改革停滞，特朗普政府似乎打算将目光移向基础设施。众所周知，良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高速公路、桥梁、机场）可通过缩短两地之间的行程时间，提高经济流动性且降低成本。但这一认知并没有告诉我们哪种机构最可能建设出良好基础设施或该由谁来提供建设资金。随着有关基础设施的争论愈演愈烈，你可能会听到以下糟糕的经济观点。
吴鹏森
上海政法学院应用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社会保障、社会问题,著有《社会学与现代化发展难题》等
中国高考制度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制度,它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既功不可没,又弊病丛生。为此,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了恢复全国统考和彻底取消高考两种不同的主张。中国高考制度改革既要敢于坚持自己好的传统,又要勇于从根本上革除其沉疴痼疾。
皮埃尔·勒米厄
魁北克大学渥太华分校管理科学系的经济学家,著有《谁需要工作?传播贫穷抑或增加福利》等
罗德里克没有成功调和自由贸易和任意干涉贸易的国家规范之间存在的矛盾。只是以“社会”这个词重新阐述保护主义。说句公道话，他声称只想对贸易做有限的限制，他认为这些限制会使民粹主义和政治煽动者们陷入困境。但是，抛出“社会倾销”这样一个概念难免有些跑偏，也无异于开放民粹主义的另一种声音。
李迅雷
中泰证券旗下齐鲁资管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研究领域:跨国公司、汇率、国债及国债期货、证券市场
当前，中国正面临金融监管加强和金融去杠杆的紧迫任务，如何来借鉴日美经济的去杠杆经历，来选择中国式去杠杆的可行路径，已经成为非常现实的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更现实的选择是稳杠杆和转杠杆，重点通过金融监管体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改革，降低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以此来带动国企和地方政府降杠杆。
常思纯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经济外交、中日关系,著有《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研究》等
日本积极开展“入常”外交有着较为明显的战略意图，旨在扩大国际影响力，实现全面大国化，重塑国际形象，并制衡中国影响力。日本“入常”图谋已久，经过长期经营运作，也积累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是其“入常”所面临的阻力依然巨大，短期内恐难以实现。
徐振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周志发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于试错权作为母权论和相互赋权论的视角，美国通过对别国的转基因技术渗透其在转基因方面的试错权已经穿透了许多国家的主权壁垒。有鉴于此，中国应该联合其他国家，要求美国进行赋权，比如监督权、知情权等系列权利。同时，中国应担当理念的传播者与规则的制定者，在转基因方面争夺话语权，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华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上海市“十五规划”专家委员会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主要学术专著有《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不均衡的经济与国家》、《世界国有企业概览》等
经济结构原本属于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一个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应当达到三个目标：在实现全要素充分就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同时，能够确保经济资源始终配置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部门和经济领域。然而，由于对经济结构问题的认识有误，最近十多年来，我们按照再平衡、产业升级、全面赶超的结构理论，通过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扭曲了资源配置，形成了一种与中国现有的资源禀赋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匹配的经济结构，从而造成经济增长下行、全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就业双双下降，以及经济体制向非市场化倒退的严重问题。为了让中国经济尽快重返繁荣，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正视结构调整的“问题”，应当调整“结构调整”，适度放弃现有的一些结构调整政策，让市场而不是政策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张青仁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著有《幡鼓齐动进香来——北京香会》等
在全球一体化持续深入，多元族群交融已经成为既有社会事实的当下，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承认少数族群的主体地位，在国家层面上给予其公正的公民权利，并在政策层面上对其边缘处境予以弥补使其真正成为一国社会多元族群中的平等成员，进而让自发产生的国家认同弥合族群认同的裂缝，这才是全球化时代族群问题解决的基本思路。
杨静林
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领域:菲律宾华侨华人与中菲关系等
黄飞
广西民族大学体健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华文教育与华文媒体等
在一个多世纪内，菲律宾华文教育经历了产生—兴起—衰微—发展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初的侨校菲化政策使华文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菲律宾华人社会积极推动华文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新世纪以来菲律宾岛内出现了一股学习华文的热潮，华文教育有了新的发展。但由于菲律宾华文教育存在制度问题及外部主流文化的强势围攻，菲律宾华文学校传承中华文化、复兴华文教育则任重道远。
周赟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厦大法律评论》主编,著有《司法决策的过程——现实主义进路的解说》等
由于事实生成过程以及法律适用结论的可错性，我们不可能设定出逻辑圆洽的错案实体标准，因此，“错案”无法作为一个法学或法律专业术语而成立。这也就意味着当下对错案的认知存在方向性偏差，而相应司法责任追究机制的设置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建设浪费，更是一种逻辑上无法成立因而应当予以摒弃的司法改革举措。
左卫民
四川大学教授、国家2011协同创新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研究领域:诉讼法学、司法制度,著有《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等
法律实证研究是一种基于数据的经验研究，因关联于社科法学而具备社科法学的某些“血缘特征”，然而在研究对象选取、数据运用、法律现象阐释等方面已显著不同于社科法学。在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已经在法学研究格局中开始崛起并扮演一定角色，其所具备的独特优势也必将为其赢得更大的致用空间。
袁曙宏
国务院法制办党组书记,研究领域: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宪法学,著有《WTO与行政法》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远见卓识和责任担当，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吹响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开辟了全面依法治国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新时代。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