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江
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李帅宇
凤凰国际智库国际政策分析师
中国不仅需要考虑如何在推进“一带一路”中获得显性的收益，更需要切实保障国内资本和人员安全，大国各自势力范围的利益又如何得到保证，各沿线国家又如何从中获得切实利益的详细方案。中国应三思而后行，否则这将会是一场豪赌。
顾宾
北京外国语大学助理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法学博士,哈佛大学富布赖特学者、国际金融法学硕士,WTO总部实习律师
当今世界70%的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在通过基建助力经济的同时，如何合理协调基础设施与环境，社会的关系，使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并造福后代，将成为亚投行未来运行中的关键。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宪法与政治理论、行政程序法、公共治理、港澳基本法,著有《香港政改观察: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等
中央政府从未关上普选政改大门，“八三一决定”仍然是政改法律基础，但未来进展需要反对派的“忠诚转化”，需要新的相互信任与共识。政改是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的内在命题，是一个制度之坎，但也就是个坎而已，当新的制度共识与新的国家观逐步在香港人心中扎根成长，未来的发展前景依然宽阔，一国两制的生命力依然鲜活强健。
林毅夫
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由于不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能使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能什么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什么可能的产业升级都提供帮助，因此只能策略性地使用其有限资源，优先帮助能对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这种有选择性地使用资源帮助某些产业的企业家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措施就是产业政策。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等
应当对国企的部分股权进行私有化，以解决国企面临的债务压力。尽快扫清私人企业融资难、行业准入高的现状。服务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但是必须要警惕的是，大量就业人口都处于低端服务业，这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潜在GDP增长并不有利。
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委员,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在2020年前后能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但这一过程的挑战非常多，需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经济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制度创新，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张五常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著有《佃农理论》等
房价上涨会导致居民的预期财富上升，就会导致开销的增长，而一旦房价大幅下跌，就会使得居民消费出现困境，进而导致大萧条。张五常呼吁对新劳动法、反垄断法进行修改，并且积极引进外资。在其看来，中国是大国，不能只有高科技产业，对于工业要更加重视。
林毅夫
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其以金砖国家、新加坡、韩国等例子分析称，部分国家并没有中国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但同样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甚至下滑幅度比中国还大，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危机引起的需求不足。林毅夫还预测说，发达国家由于政治的拖累，很可能陷入如日本那样长达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的经济放缓。
胡伟俊
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泛泛的说中国经济中金融风险或者泡沫很大，未来有爆发危机的可能，这种说法虽然没错，但意义有限。毕竟没有人可以说，中国永远不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肯定是在上升的。但更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在过去7、8年里，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测，大多数都落空了？
林雪霏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博士后,研究领域:地方政府组织与行为、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
基于浙江省审改经验的调研发现，地方以需求为导向进行了若干整合中央改革意图与地方发展实际的创新性实践。地方需求导向的改革路径与中央以部门为导向的审改路径不同，是以地方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的现实需求为起点，以流程再造为主要内容，并且在改革中呈现以审批放权实，清单目录虚而事前审批实，事中事后监管虚的特征。
纪亚光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党建,著有《国共全面内战的缘起——抗战胜利之初美苏与国共和战关系研究》等
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各级监察委员会，深入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改变了以往重党内监察轻国家行政监察的状况，实现了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挥国家行政监察机构职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机制建设的新突破，标志着我国党政监察制度建设迈入新阶段。
盛松成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
宋红卫
同策房产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
这次南京的调控政策，主要包括了十个方面的措施。1. 加大住宅用地供应。2. 加强土地供后监管。3. 提高土地市场准入门槛。4. 调整优化土地出让方式。5. 加大人才安居房供给。6. 购房人（含居民家庭、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新购住房在取得不动产权证后，3年内不得转让。7. 指导开发企业按照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合理申报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8. 严格落实购房实名制，如果客户积累大于可供房源的商品住房项目，则在公证机构主持下摇号购房。9. 加强二手住房交易管理。10. 进一步强化房地产市场综合执法。十个方面的核心要点构架了房地产长效调控的思路。
敬乂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治理、民营化、公共服务提供和比较公共行政,著有《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务的逻辑》等
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命题的提出，体现出我国在长期发展中对现代化规律理解的加深。对行政学发展来说，这有助于在比较视野中和国际范围内自主提出关于中国实践的概念和理念。
李迅雷
中泰证券旗下齐鲁资管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研究领域:跨国公司、汇率、国债及国债期货、证券市场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限购、限贷、限价等措施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推出。若2017年及今后几年房价继续上涨，则房地产政策还将继续收紧，这样对峙下去，意味着房价泡沫会越吹越大，一旦破裂，对经济的杀伤力肯定更大，就好比过去只需在三米跳板跳水，今后将不得不在十米跳台上往下跳了。
王邦佐
复旦大学教授
秦德君
东华大学特聘教授
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我们今天更需要也更有条件对改革和社会发展全局作出审慎科学的设计。按照我国现代化的时间表，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些目标的实现对本世纪中叶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战略意义。政治学研究要深入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尤其需要深入研究以下四个问题。
孙来斌
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分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著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中，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实现了中国之治，并积累了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