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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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松年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潘波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学院2016年访问学者
财政供养人员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我国法律政策中的财政供养人员以编制管理为基础,基本范围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但在实践中还有大量不纳入编制管理的事实上的财政供养人员。现行制度对财政供养人员的认定范围过于狭窄,导致的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应当理性认识财政供养人员的积极意义,合理界定财政供养人员的范围,通过加大行政编制调整力度并细化其核定标准、深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建立公务雇员制度、完善法律法规等途径,构建科学合理的财政供养人员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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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早稻田大学博士研究生
战争责任，和平宪法，日美同盟战后日本政治的三大层面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在历史问题上天皇是一个关键的利益攸关方。因此日本皇室有理由对任何国内推进保守日程的政治动态警戒，因为一旦过头将会产生结构性后果，这也意味着在遏制日本政治过度右转中，天皇具有看不见的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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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就政治领袖层来说，今天的世界再次盛行起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从早些时候俄罗斯的普京、印度的莫迪到后来美国的特朗普、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大国领袖们的掌权和执政方式越来越接近传统上人们所说的赤裸裸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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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明清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著有《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等
把神权政治、政教合一、信仰强制这类中世纪制度与伊斯兰这种文化类型混为一谈。“左派”因主张“文化多元”善待穆斯林，就对神权制度因素的威胁视而不见，“右派”又会把对神权的恐怖转化为对伊斯兰文化乃至穆斯林族群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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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教师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出版，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也掀起一次热潮。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再次被一些学者提起。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中，有三种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倾向性观点需要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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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联席院长。当代“新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三权分置”的真正创新特色在于把“承包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权利。这就在理论上认可了实践中已经大量出现的独立于经营权的“承包权”。如何看待相对独立的“承包权”这一概念？我认为，可以借鉴英国历史上的土地“保有制”来深化我们对中国土地”承包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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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
对于欧洲等地出现的难民问题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和展示是应该遵守的伦理底线。和任何群体一样，难民中不可能没有犯罪现象，但抓住一些孤立案例对难民群体进行系统性的污名化，有违传媒伦理，同时污染网络信息环境，也造成一些不辨真假的网络用户的非理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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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
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李帅宇
凤凰国际智库国际政策分析师
中国不仅需要考虑如何在推进“一带一路”中获得显性的收益，更需要切实保障国内资本和人员安全，大国各自势力范围的利益又如何得到保证，各沿线国家又如何从中获得切实利益的详细方案。中国应三思而后行，否则这将会是一场豪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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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宾
北京外国语大学助理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法学博士,哈佛大学富布赖特学者、国际金融法学硕士,WTO总部实习律师
当今世界70%的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在通过基建助力经济的同时，如何合理协调基础设施与环境，社会的关系，使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并造福后代，将成为亚投行未来运行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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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宪法与政治理论、行政程序法、公共治理、港澳基本法,著有《香港政改观察: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等
中央政府从未关上普选政改大门，“八三一决定”仍然是政改法律基础，但未来进展需要反对派的“忠诚转化”，需要新的相互信任与共识。政改是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的内在命题，是一个制度之坎，但也就是个坎而已，当新的制度共识与新的国家观逐步在香港人心中扎根成长，未来的发展前景依然宽阔，一国两制的生命力依然鲜活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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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由于不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能使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能什么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什么可能的产业升级都提供帮助，因此只能策略性地使用其有限资源，优先帮助能对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这种有选择性地使用资源帮助某些产业的企业家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措施就是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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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等
应当对国企的部分股权进行私有化，以解决国企面临的债务压力。尽快扫清私人企业融资难、行业准入高的现状。服务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但是必须要警惕的是，大量就业人口都处于低端服务业，这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潜在GDP增长并不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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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委员,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在2020年前后能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但这一过程的挑战非常多，需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经济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制度创新，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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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著有《佃农理论》等
房价上涨会导致居民的预期财富上升，就会导致开销的增长，而一旦房价大幅下跌，就会使得居民消费出现困境，进而导致大萧条。张五常呼吁对新劳动法、反垄断法进行修改，并且积极引进外资。在其看来，中国是大国，不能只有高科技产业，对于工业要更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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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其以金砖国家、新加坡、韩国等例子分析称，部分国家并没有中国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但同样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甚至下滑幅度比中国还大，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危机引起的需求不足。林毅夫还预测说，发达国家由于政治的拖累，很可能陷入如日本那样长达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的经济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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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俊
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泛泛的说中国经济中金融风险或者泡沫很大，未来有爆发危机的可能，这种说法虽然没错，但意义有限。毕竟没有人可以说，中国永远不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肯定是在上升的。但更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在过去7、8年里，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测，大多数都落空了？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