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发展目标体系、经济主体体系、动力支撑体系三部分构成的。其中，经济主体体系又包括行为主体体系、产业体系、区域体系；动力支撑体系又包括创新体系、制度体系、开放体系。总的逻辑是：经济主体体系按照发展目标体系的要求，在动力支撑体系的推动和支撑下，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
十几亿人口的巨型国家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崛起，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项尝试。“一带一路”是为实现上述目标而确定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也是对外发展战略与战略构想。它是中国所需要的，也将增进全球福利。落实这一构想意味着中国步入了“新改革开放”。
尹继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心理学和国际安全
除了表面的面子之外，在战略互动中，博弈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力量对比，而是如杰维斯所言，决定美苏战略竞争的往往是它们如何看待对方的行为，形成何种形象。
片冈宽光
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早稻田研究生院政治学系委员长、公共经营研究系教授,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名誉教授,日本行政监察学会理事长
从明治末年开始到大正初期，随着萨、长势力的逐渐衰退，政府开始依据个人能力任用大臣。从这时起，政府才具有了全国性选拔人才的机制。尽管如此，要完全擦拭掉旧领导群像的残影还需要很长时间。
王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宪法学、行政法学、食品安全的法律与治理、法哲学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举措中，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应该在遵循司法规律的根本要求下，深刻把握这个形势判断的丰富内涵，做好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认清矛盾、开展实践，更加积极有为，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有的放矢地为克服社会主要矛盾提供法治保障。
白鹤祥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结果均表明，贫困户信用体系建设与农户信用体系建设有共性，但也有其差异性和特殊性。因此，当前亟待立足实际构建适合贫困户特点的信用体系建设框架，从而提升金融扶贫的精准性和针对性，让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群真正拥有享受各种金融服务的机会。
朱维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走出中世纪》等
朱维铮先生在这篇旧文中指出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今日中国“知识就是力量”得到广泛承认，学术大师的身份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与此同时，却也是沉渣泛起，中国主流媒体和权威衙门，开始争相封赏“大师”，甚至舆论愈非议而表彰更过分。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只见假大师得意，未见真大师发声。“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却不敌“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博士,教授,博导,CF40资深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外汇与汇率、离岸金融、商业银行发展战略与管理体制、国际金融中心及世界经济理论等。
实现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高度融合是科技金融功能发展和完善的关键。这种融合一方面需要金融制度安排和工具持续进行针对性的创新，以支持科技创新过程。另一方面，要高度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于金融创新的支持作用，有意识地将科技创新作为金融创新的重要物化手段和依托空间。
孙代尧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历史和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中国现代化、台港澳等,著有《巨龙的苏醒--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求索》等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对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化建构。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金融、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
国际上很多观察家认为，中美两国在以后的国际治理、国际秩序方面的合作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历史上，现有霸权国家很少没有通过武力手段回应新兴强国对其霸权地位挑战的。但历史是政治家创造的，事后回顾，历史上的许多战争其实是偶然事件，特别是政治家的战略误判造成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人类的宿命。
张红宇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研究领域: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农村产权制度和农业宏观管理等,著有《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等
改革是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需要强化改革手段和措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农村要素活力，不断推动“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
冯俏彬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几个方面可能对今后财税改革的走向有着重要影响，需要特别重视：一是报告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三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四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教授
在中国推行法治最关键的是要对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进行重新组合，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让老百姓愿意积极地使用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动员的体系非常重要。推行新型的司法群众路线，把法律程序的启动开关交到当事人手里，通过律师来推动法律的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法治社会、法治中国的构想。
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世界各国都根据各自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传统等基本国情建立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项目。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有长期的历史也不断地改革，长期照护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但涉老制度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既具有一定的共同趋势，更表现出显著的个性特征，我们无法简单地模仿引用。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家庭观念、人口经济大国等是我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时必须关注的特征。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是“减税”的政党，并非是带来“增长”的政党。1930年到2015年间，民主党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为4.9%；共和党总统执政时期，增长率为1.7%。大量研究都展示，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经济绩效更差。如果美国税改法案变成现实，它会让美国社会遭遇双重挑战。
张文显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有《当代西方法哲学》等
法理学作为法学体系的基础，有三个基本概念，即法律、法治、法理，关于法律和法治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而关于法理的系统研究则刚刚起步。为了使法理研究初始阶段的目标更为明确，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研究成果，为相关法理学教材的改编和清新法理学实验教材的编写提供有益的学术资源，根据张文显教授的提议，现阶段着重研究以下问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